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兴盛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作为史料的价值。
材料 永元元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述职巡视,出兵朔方。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
——摘编自班固《燕然山铭》石刻译文
从史料载体的角度,写出材料中《燕然山铭》石刻的史料类别,指出其记载的历史事件。根据材料,概括“天子的王师”能“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的原因。材料 光武帝在建立政权、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积极推行军制改革。他强化中央军,精简和削弱地方军,以中央军驾驭地方军作为军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后汉书·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七年二月,罢护漕都尉;同年三月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是岁,省长水、射声二校尉。九年,又省关都尉。以后因形势需要在边郡和内地关中等地也设置了一些都尉,但如应劭《汉官仪》所言,“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为了边防作战的需要,西汉有“令戍卒岁更”之制,光武亦予以废除。
——摘编自王晓易《光武帝怀柔四夷:东汉初期军制改革与边防政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光武帝军事改革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光武帝的军事改革。
材料一 西汉时期,御史由最初的君主秘书人员逐渐演变为集文书枢机之权和监察之权为主的核心监察官,御史大夫秩两千石且为副丞相,御史机构的设置和分工更加清晰,“给事殿中”“理众官”等官员在秦代御史执掌监察权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化和精密化。西汉初期,御史的办公场所是位于宫中的御史大夫寺,此时的御史与秦朝时一样也成为沟通皇权与相权的重要节点。西汉中后期以来,虽然御史大夫外化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但以御史中丞为首的侍御史仍继续留在中朝,并通过与尚书在行政机制的分工等方面的适应性调试,发展了原有的监察之权,御史与尚书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的专门监察官员。
——摘编自牟学林《从枢机到监察:西汉御史机构的职能转化》
材料二 东汉时期,尚书台尽管是总理政务的中枢机构,但却已享有一定的监察权,其机构设置也较为完善,尚书令、尚书左丞以及诸尚书都获得了较大的相互独立行使的监察权。就监察对象而言,尚书台不仅可以监督台内官员,还可以弹劾台外官员的不法行为。虽然在实践中尚书更多的是行使其对外朝官员的弹劾权,但无论是台内官员,还是台外官员,都在尚书台的监督范围内。尚书台官员不仅可以劾奏官员的政治犯罪,还可以就官员违反礼制的行为进行纠举。尚书台的监察权是东汉多元监察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西汉时期尚书仅临时性地弹劾官员相比,无疑是一大突破。
——摘编自王娟《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期御史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时期的监察体制“无疑是一大突破”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监察体制演变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解放初期应对“银元之战”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政府抑制豪强势力的原因及其主要措施。(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汉代列侯与豪强之间关系的变化,分析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主要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时期人口数量
时期 | 年份 | 口数 | 出处 |
东汉 | 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 约5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西晋 |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 约1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隋 | 581年(文帝开皇元年) | 约2900万 | 《隋书·李德林传》等 |
唐 | 755年(玄宗天宝十四年) | 约5300万 | 《通典·食货》 |
材料二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载:(东汉后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注:奴婢、徒附为依附人口,不为国家所掌握)
材料三 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东汉至西晋人口数量变化较大的原因,并分析表格中的人口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内容,说明清朝人口数量增长的原因及产生的社会问题。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材料二 洛阳龙门石窟浮雕《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局部)
材料三 唐的民族政策以怀柔、招抚为主,以边疆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州府 事务,并可世袭,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起政不易其宜”,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元朝结束 了唐末五代以来多个政权长期并存和对峙的局面,再度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巩固边 防,元朝对边疆地区实行广泛而直接的管理,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分析材料一、材料二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和元朝经略边疆的措施,各举一例并加以说明。
材料 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廊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 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摘编自东汉桓谭《新论》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亡汉兴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莽改革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