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马援的主要功绩。(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援身上的哪些精神使他受到后世的敬仰。
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作为史料的价值。
材料 张酺（？-104），东汉名臣，历官明帝、章帝、和帝三朝，深为朝廷倚重。少时从祖父张充学《尚书》，能继承其学业。又师事太常桓荣，学习勤奋，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渐负盛名。公元66年成为南宫《五经》师之一、为宗室四姓小侯讲授经学，深受称赏。汉明帝召其为郎，赐车马衣服，令入宫教授太子刘炟。他为人耿直，常匡正太子的言行，深得太子敬重。汉章帝即位后，曾多次赞扬他“屡有谏正，阎阁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并要其他为诸王讲学的经师向他学习。后来，他以侍中、虎贲中郎将出任东郡太守。他到任后便提拔义勇，搏击豪强，查处滥杀长吏，提拔重用忠义之人。汉和帝时，历任魏郡太守、河南尹、太仆、太尉、宰相等职，为政刚正不阿，抑制豪强，政绩卓著。临终前嘱咐儿子：“我位居三公，且不能宣扬德化，使臣民遵循制度，葬我时当务节俭！”卒时，皇帝亲临丧礼，赐以墓地。
——据太和人物《张酺》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酺所处的时代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张酺的活动所体现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秦朝法律体系中专门设有犯罪为奴的《收律》，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多处涉及“收其妻、子”的规定。籍没的场合如此广泛，民众动辄犯禁，随时都有可能沦为官奴婢。汉文帝继位不久，就“尽除收帮相坐律令”。此后，很少再见到籍没罪犯全家的做法，但是“今农夫五口之家……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日益严重，到了东汉，有人批评时政说：“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
——整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
材料二 （明朝隆庆年间）看得本县路冲地狭，民少商多，以十分为率，二分务农，尚有八分说牙。……每现年里甲，每里仅存二三贫户，有司所费不赀，里长指称，恣意重科，苦将贫民锁押，买完方行释放，只得卖儿䰞女，破产倾家。里甲萧条，十室九空。而富商大贾，坐享厚利。当道者惟见市肆之繁华，不知乡野之疾苦。
——摘自《仪真县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所体现的治国思想，概括秦汉奴婢来源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经营方式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仪真县“民少商多”的成因。结合所学，列举清朝针对“里甲萧条”所采取的制度改革。
材料一 家族变迁中的历史
材料二 袁良以习《孟氏易》举明经为太子舍人，东汉光武初任成武令。以后其孙袁安以通《易》举孝廉，持身庄重、居官不畏权势、以公事为重，颇为朝廷恃赖，历仕明、章、和三帝，位至三公，从此袁氏地位急剧上升。袁京、袁赏、袁敞等皆因高门而被拜为官；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廉劲不阿权责，颇有父风，屡在三公位。袁汤多历显位，仕至三公。袁成任三宫中郎将，与外戚梁冀交好；袁逢曾任太仆、司空、执金吾；袁隗为三公。宗族袁赦时以中常侍（东汉时由宦官担任）用事于中，与袁逢、袁隗相为内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其时大将军以下莫不与袁氏交结。
袁绍“壮健好交结”“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加上汝南袁氏的声望和他特殊的身份，周围有一大批拥护者。袁绍早年任中军校尉、司隶校尉，曾指挥诛杀宦官。汉末董卓进京、欲行废立事，袁绍最先起兵山东，进讨董卓，响应者众，号称百万，袁绍被推为盟主。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夺青、并二州，后又占据幽州，一统河北，成为势力最大的诸侯，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后病逝。表术年少时以侠气闻名，后升迁为虎贲中郎将，曾与袁绍、曹操等共讨董卓，后与袁绍对立，被击败后割据扬州，一度称帝，部众离心，病死。
——据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等
袁氏家族的兴衰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变化？材料 王莽分别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建国元年（公元9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和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进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等近二十种货币。王莽的币制改革和其他改制一样，也被打上了复古崇周的烙印。《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币种之间的兑换也十分复杂。但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看，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是卓有建树的，他所创造的卧式铸钱法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李建雄《王莽的币政改革举措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莽币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解放初期应对“银元之战”的有利因素。
材料 崔寔，东汉时期政论家、文学家。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他身经东汉乱世，置身政局，对于政事颇有体会和认识。面对当时的动荡政局，崔寔认为“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因此政府应重新确立过去的规章制度，这是治边的基础。他明确提出“无赏罚之君而欲世之治，是犹不蓄梳枇，而欲发之治”，这与王符的执法务严、隆赏重罚的理念不谋而合。崔寔深刻洞察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富者食席丰足有余，而财势日盛，贫者困促，而生计岁益窘迫。对此他提出了“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的解决之道。然而，崔寔并非身处权力中心，其思想难以为政府采纳。
——摘编自彭琳《崔寔<政论>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崔寔治边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简析其治边思想产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崔寔的治边思想。
材料一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后汉书·东夷列传》
材料二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并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条铁路对于坦赞两国和其他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特殊意义。周总理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援建坦赞铁路，“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对于援助非洲，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表示：“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坦赞铁路接轨通车并进行试运营，“把中国和非洲这两个各自寻求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非洲解放的“自由之路”和中非合作的“友谊之路”。
——摘编自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材料三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而中国高铁具有运营里程、经验和建设成本领域的优势……中国高铁“走出去”，能够改善当地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有利于减少当地的贫困人口，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相应贡献……高铁属于低碳环保型交通工具，中国高铁及其相应装备“走出去”有利于降低能耗，降低全球气体的排放，也同样有利于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高铁出口将有力改变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局面，促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转变，从而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软实力。
——摘编自施张兵《新丝绸之路时期的中国高铁外交研究》
(1)根据材料一，从史料载体的角度指出其史料类型，并分别分析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援建坦赞铁路所体现的此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结合所学，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非之间加强友好合作的重要举措。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重要意义。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国家软实力”在高铁领域的表现。
材料 经学世族
东汉中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当时私学兴盛，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讲读之舍暂建，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注册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一万六千人。
世传“孟氏《易》”之学的汝南袁氏家族，自袁安之后，“累世隆盛”，四世中居三公高位的多达五人。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家族，自杨震之后，四世皆为三公。这样的经学世族，一方面“显传学业”，一方面“俾匡时政”，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据王子今《秦汉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经学世族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