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列《关雎》为《诗三百》之首，汉人释《关雎》所言为“后妃之德”，对“妇言”和“妇容”的要求，都是在所谓贞顺“妇德”的基础上展开的。按照周代礼制要求，女子从10岁起，要“执麻枲，治丝茧”，日后还要“观于祭祀，纳酒浆”，因为祭祀有时、丝麻之事无疑是“妇功”的重心。南北朝的“乐府双璧”中，《木兰辞》中的木兰最初是“唧唧复唧唧”的剪影；《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不但“十三能织素”，而且能够胜任“三日断五匹”的劳作。宋代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王美娘“吹弹歌舞，无不尽善”，而且“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清代《镜花缘》以探花唐敖历险求仙及其女小山海外寻父为线索延展成书，书中称：“小山生成美貌端庄，天姿聪俊。到了四五岁，就喜读书，凡有书籍，一经过目，即能不忘。且喜家中书籍最富，又得父亲、叔叔指点，不上几年，文义早已清通。”

材料二   《诗大序》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人，只要他不想被人视为“俗”，而想攀附“雅”，他可以不遵守某种伦理规范，但必须多少懂得一点审美。所以，他们的女性意识一定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无论人们对文学的产生有着怎样的认识，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最初的文学都不是“为艺术”，而是“为人生”。中国不同时期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悄然间发生着从“妻子”到“爱人”的变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材料一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

——摘编自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材料二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体现出一种济世情怀。当时士人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绝不轻易认同前人，并对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具代表的人物有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宋代学者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古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岚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摘编自董德志《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

司马迁运用的皇家图书主要有：其一，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二，上古典籍，如《国语》《司马兵法》《孙子》等。其三，秦汉图书律令。秦朝焚毁了官藏图书，而民间藏书却不能尽毁。司马迁整理了这些材料，譬如在《世家》中时常出现的第一人称“我”的情况，就是司马迁运用诸侯史记的明证。

《史记》中共收录乐府诗赋15条，儿童歌谣8条，俚语俗谚38条，共计61条。乐府诗赋如《高祖本纪》中的《大风歌》；儿童歌谣如《淮南民歌》；俚语俗谚如《孙子吴起列传》中：“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司马迁20岁南游江淮，后又奉命出使巴蜀等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许多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都来源于自己的感受。他的调查，包括战国故事、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人物遗事等。

司马迁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其后代有直接接触，并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得了很多信息。如《项羽本纪赞》：“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即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吕昕娱《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