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班固)父彪，当两汉之际，“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在上层社会中颇有声誉，“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他续《史记》，但反对司马迁的异端观点，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为父守丧期间拜阅了父亲《后传》的手稿，感到父亲“所续前史未详”，经过反复思考，决心要继承和发展父亲的史学事业。班固历时二十年写《汉书》，记刘邦起义以至王莽的失败，共分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汉书》中有4篇纪、6篇表、3篇志、40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多少不等的材料，有的是基本上依原文照录。

——《史记》的传承与增补

材料二   班固利用了《史记》在体例、史料、写作艺术以及某些观点上的成就，并且也利用了《史记》的学术威信和社会威望，但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虑，它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把汉的历史地位压低了。他在《叙传》里证明汉以火德代周末之木德，正如帝尧之以火德代替帝喾的木德一样，是按着必然的程序出现的。第二，《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做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第三，《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进步性。《史记》尊信《诗》《书》但决不同意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且还自命为“一家之言”，《汉书》与此相反;《史记・货殖列传》中申述财富的不齐决定了人民社会身份的贵贱，并肯定农工商虞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从而反对官方的经济垄断，而《汉书》则以封建等级不可逾越为永恒秩序，要求百姓“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一一大一统中古时代》

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材料一   孔子列《关雎》为《诗三百》之首，汉人释《关雎》所言为“后妃之德”，对“妇言”和“妇容”的要求，都是在所谓贞顺“妇德”的基础上展开的。按照周代礼制要求，女子从10岁起，要“执麻枲，治丝茧”，日后还要“观于祭祀，纳酒浆”，因为祭祀有时、丝麻之事无疑是“妇功”的重心。南北朝的“乐府双璧”中，《木兰辞》中的木兰最初是“唧唧复唧唧”的剪影；《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不但“十三能织素”，而且能够胜任“三日断五匹”的劳作。宋代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王美娘“吹弹歌舞，无不尽善”，而且“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清代《镜花缘》以探花唐敖历险求仙及其女小山海外寻父为线索延展成书，书中称：“小山生成美貌端庄，天姿聪俊。到了四五岁，就喜读书，凡有书籍，一经过目，即能不忘。且喜家中书籍最富，又得父亲、叔叔指点，不上几年，文义早已清通。”

材料二   《诗大序》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人，只要他不想被人视为“俗”，而想攀附“雅”，他可以不遵守某种伦理规范，但必须多少懂得一点审美。所以，他们的女性意识一定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无论人们对文学的产生有着怎样的认识，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最初的文学都不是“为艺术”，而是“为人生”。中国不同时期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悄然间发生着从“妻子”到“爱人”的变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材料一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

——摘编自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材料二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体现出一种济世情怀。当时士人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绝不轻易认同前人，并对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具代表的人物有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宋代学者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古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岚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摘编自董德志《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

司马迁运用的皇家图书主要有：其一，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二，上古典籍，如《国语》《司马兵法》《孙子》等。其三，秦汉图书律令。秦朝焚毁了官藏图书，而民间藏书却不能尽毁。司马迁整理了这些材料，譬如在《世家》中时常出现的第一人称“我”的情况，就是司马迁运用诸侯史记的明证。

《史记》中共收录乐府诗赋15条，儿童歌谣8条，俚语俗谚38条，共计61条。乐府诗赋如《高祖本纪》中的《大风歌》；儿童歌谣如《淮南民歌》；俚语俗谚如《孙子吴起列传》中：“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司马迁20岁南游江淮，后又奉命出使巴蜀等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许多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都来源于自己的感受。他的调查，包括战国故事、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人物遗事等。

司马迁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其后代有直接接触，并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得了很多信息。如《项羽本纪赞》：“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即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吕昕娱《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