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 A．宰相制度已经被废除 | B．西晋巩固统治的需要 |
| C．八公开始取代三公制 | D．朝廷行政效率的提升 |
| 姓名 | 曾任官职（部分） | 史书相关记载 |
| 庾亮 | 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荆江豫三州刺史，镇武昌。 | “庾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成帝少为舅氏(庾亮、庾冰)所制，不亲庶政。” |
| 庾冰 | 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诸军事。又迁车骑将军、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诸军事，镇武昌。 | |
| 桓温 | 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又领扬州牧，镇姑孰。 | “政自桓氏，祭则寡人。” |
| 桓玄 | 都督荆江司雍秦梁宁益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徐州刺史，镇姑孰。 | “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 |
| A．“政出多门，权去公家” | B．“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
| C．“强干弱枝，内外相制” | D．“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
| A．完善选官制度 | B．强化君主权威 |
| C．加强地方控制 | D．提升军队实力 |
| A．民族交融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 B．内迁各族已经完成了封建化 |
| C．西晋对内迁各族实行了仁政 | D．内迁民族政治地位得到提升 |
| A．人口内迁与南迁 | B．政权更迭频繁 | C．生态环境的恶化 | D．民族交流交融 |
| A．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 B．彰显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 |
| C．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 | D．恢复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 |
| A．长途贩运发达的表现 | B．南方经济开发的延伸 |
| C．蜀汉军事斗争的需要 | D．商业政策巨变的反映 |
| A．民族交融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 B．内迁民族已经完成了封建化 |
| C．西晋对内迁各族实行了仁政 | D．内迁民族政治地位得到提升 |
材料一 五月，辛巳，（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衣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司马懿）还保营。
——［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
材料二 帝（司马懿）攻拔其（诸葛亮）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唐］房玄龄等《晋书》
材料三 当宣（晋宣帝司马懿）、景（晋景帝司马师）开基之始，曹（曹氏）、马（司马氏）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被诸葛亮所击败）······陈寿、王隐（晋史官，《晋书》史料多出自其所著史书）咸杜口而无言······至习凿齿（蜀汉广汉太守习祯后裔）乃申以死葛（诸葛亮）走达（司马懿）之说······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唐］刘知几《史通·直书》
(1)指出根据材料一、二可以认定的历史事实，并说明理由。
(2)材料一、二对同一史事的记载有何明显分歧？结合材料三，分析说明哪一记载更为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