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诸葛亮（181-234年），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为了使农民安于生产，他强调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禁止豪强地主掠夺农民土地。诸葛亮很重视水利，他在都江堰设置揠官，派一千二百名堰丁对都江堰进行维护，此举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使成都平原出现了“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繁荣景象。蜀汉地域较小、人口较少，诸葛亮多次伐魏，又多因粮尽而退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诸葛亮利用军队在汉中地区进行屯田生产。诸葛亮还利用蜀汉的自然条件发展手工业生产，蜀汉的丝织业得到了繁荣。诸葛亮实行盐铁官营政策，设置司盐校尉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军器生产。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一   《隋书》云：“晋时，巴西陈寿（晋臣）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三国志·魏书·武常纪》称曹操为“大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纪末“评曰”复归称“太祖”。《三国志·蜀书》称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孙权则径称其名。

——摘编自周振刚《<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兼论“蜀国”之称谓》

材料二   关于三国时期的正统问题，朱熹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因为在朱熹看来，曹魏篡夺立国首先就违背了儒家的道德价值，不符合二帝三王的得国之道。按朱熹对君王治道“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之要求，曹魏篡汉属于不仁义，治国又以功利为主，所以魏不当为正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一步道：“（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梁启超进而说：“正蜀也，凡亦谓正宋也。”

——摘编自平先荣《宋代士人之三国正统观研究——以宋代史论为中心》

材料一 五月，辛巳，（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衣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司马懿）还保营。

——［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

材料二 帝（司马懿）攻拔其（诸葛亮）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唐］房玄龄等《晋书》

材料三 当宣（晋宣帝司马懿）、景（晋景帝司马师）开基之始，曹（曹氏）、马（司马氏）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被诸葛亮所击败）······陈寿、王隐（晋史官，《晋书》史料多出自其所著史书）咸杜口而无言······至习凿齿（蜀汉广汉太守习祯后裔）乃申以死葛（诸葛亮）走达（司马懿）之说······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唐］刘知几《史通·直书》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   蜀汉政权之所以采取刚柔相济的“威德”型治边模式，一方面，是要安抚西南夷部落民众，建枸稳定的大后方秩序；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全国之力北伐讨魏。其中尚有“和戎”与“联吴”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四周众多分散力量连环互动的可能，从而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宏观整体边防方略。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通过多年内政外务良性互动式的努力，不仅蜀地内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即后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尽管其主要的方法仍为羁縻，后人以为已开了土司制度的滥觞，可见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能不称为善理边政的重要历史典范。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一

材料二   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为便利纪年，认为在乱世存在多个政权并立时要选择其中某个政权作为正统，如在三国时期以曹魏为正，南北朝选择宋齐梁陈纪年，五代十国则选择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为标准。北宋和辽、夏并立，因宋受后周禅让，所以在这一时期将宋作为正统。他认为这一举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三   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

——（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