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ū）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逋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材料二 南朝梁武帝派大臣陈庆之出使北魏，他在宴会上大言不惭：“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言词中充满对北魏的蔑视，自以为长江以南才是“正朔”的所在。但是当他亲眼目睹洛阳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回到梁朝后观点大变：“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承认南朝自愧不如。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孝文帝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也为北魏后期的统治埋下了无穷的隐患，特别是孝文帝大定姓族，移植门阀士族制度，在经济利益上一味向鲜卑贵族让步，这对尚无文化积淀可言的鲜卑贵族来说，无疑是给了他们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凡此种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

——摘编自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材料四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摘编自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禁鲜卑语，统一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