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时，道的武官出征时称大总管，平时在本道称大都督。唐高宗以后，大都督“带使持节”称为节度使。景云二年，正式置节度使，后来边防各地共设八个节度使。至德之后，内地的刺史也加受节度使官衔。中央向各道派遣的大使为文官，名目繁多，有巡察、安抚、按察使、按察采访处置使等。但道的最高长官节度使都兼文武职，军、政、财无所不统。
——邝士元《中国经世史》
材料二 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民主空气的吹拂，各种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误认为民主参政的春天已经到来，纷纷结社，组党，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袁世凯虽占据总统之宝座，但只要内阁大权握在国民党手中，即可时时牵掣他。而国民党派系以外的其他各党，则对袁世凯抱有更大的幻想，对国民党的独揽政权心怀不满，欲借重袁世凯来压制国民党。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将所有的大权都揽入手中，只是其羽翼未半之时，还需要拉拢一些党派为幌子，做一点民主的姿态。
——李喜所等《民元前后国民“参政热”评析》
材料三 1939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重新抬头，有些同志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要破裂，党应该重新建立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结果在实际工作中，抵触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严重破坏了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为此，党中央提出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它“可以用铁一般的行动证明新民主主义政治远优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使广大人民在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体验和了解民主政治远比专制政治为好”。
——王顺喜《试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原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唐代道职能的演变，并分析其消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民国初年革命党人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做法，并说明袁世凯“做一点民主的姿态”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三三制”原则的内容，并简析该原则实施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
——《晋书》
材料二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唐·李白（758年）
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
——《新唐书·兵志》
材料三 一废于靖康，再废于金亡，中原太平规模，尽为寒烟衰草之荒凉。所以鞑人绝望（目之所及）江南，如在天上。
——（元）郑思肖《心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导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历史事件，文中的“帝”对此历史事件作何应对，并结合该时期的政治特点来解释“导”在朝中的显赫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导致“四海南奔”的历史事件及其对唐朝统治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3)综合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分析宋元时期“鞑人绝望江南，如在天上”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顾炎武《亭林文集·郡县论》
材料二 618年唐朝建立，唐承隋制，继续实行州县两级制。不过，唐代的行政区划中还有府的建制。开元元年（713年）升首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陆续升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过的州为府，府与州同级，只是地位略高于州。这样，州郡县三级制经隋唐统治者的彻底整顿，至唐代前期最终确立了州（府）县两级制。……唐高宗、武则天以后唐帝国的边疆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唐廷“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帝国境内遍置方镇，其数目累增至40有余。由于节度使不仅管军事还兼管地方民政，甚至几乎囊括了方镇内的所有军、政、财、监大权、方镇（道）就实际上已是州（府）之上的高层政区。
——摘编自梁万斌《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述论（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材料三 元帝国所控制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中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元朝在全盛时期，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九千万人口的强大帝国……随着蒙古汗国的分裂，为游牧时代所遗留下的旧行政制度已经难以管理元帝国的内部行政事务。忽必烈借鉴了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在中国北方建立行尚书省的实践，并吸取了蒙古分裂的教训，逐渐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主张“行汉法图大事”，从古代的中原政权汲取经验以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摘编自孟志轩《元代行省制度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关系》
(1)根据材料一，概述王夫之、顾炎武关于郡县制的观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实行行省制的原因。
材料一 从先秦到隋唐，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然而中唐安史之乱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北方经济区在战乱蹂躏等因素的影响下，发展速度明显放慢，而南方，人口激增，农业生产效率高，经济实力开始赶上并日渐超过北方。
——摘编自游彪《宋史》
材料二 宋代，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高于北方地区。南方水稻田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茶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南方成为造船、造纸、印刷、冶铸、织染等行业的重心所在，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北方，镇市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到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及其发生变化始于的事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 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是战乱频繁发生、国家分裂的时期。《简论周世宗》中提出：周世宗为了守住帝业，治理好国家，“克己自励”、“抑情损欲”。周世宗不贪恋奢华之物，为百姓创造轻松愉悦的生活环境。显德元年，周世宗指出，孟汉卿纵容部下在征收藁税时，向百姓额外征收“耗余”，处死孟汉卿可以警示旁人，加强官员执政为民，不得侵扰百姓的意识。周世宗积极培养军事力量，壮大国家军队，对周边邻国用兵，确立起了在周边各国中的核心地位，取得了邦交的主动权。显德二年，后周向西收回了秦凤四州故地。显德三年，周世宗“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思广劝课之道”。
——摘编自刘铁男赵辉《周世宗柴荣的经济改革策略考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世宗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周世宗的改革。
材料唐朝安史之乱后，整个国家基本陷入瘫痪状态。为赈济灾区、振兴经济，唐代宗任命刘曼为户部侍郎兼京兆乎，着手实施改革。刘曼对灾区的改革如下：一、扩大常平仓经营。原常平仓的职责是贩灾，刘曼担任此职后，提出必须将粮食运送到灾区与当地交换其他产品，再运到外地销售。采取这种方式，可调剂收购地与销售地之间的物资余缺，既帮助了灾区，又活跃了经济，还增加了国家收入。这就是刘曼坚持的“丰则贵余，歉则贱菜”的原则。二、实施救灾新法。刘曼重视收集各地的气候变化信息，做到“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更值得称道的是，刘曼还提出赈济新办法，即：由国家在灾区低价出售粮食，解决灾区缺粮的困难，以此支持灾区发展农副业开展生产自救。这样，既助灾民度荒，又不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即所谓“国计不乏”。
——摘编自丁声俊《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的粮食经济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曼改革的特点及其体现的经济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刘曼的改革。
“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时，无内官典军旅。自天宝以后，宦官浸盛。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使卫从，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枢密。由是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藩方。车驾频致播迁，朝廷渐加微弱，原其祸作，始自中人。自先帝临御已来，陛下纂承之后，朋侪日炽，交乱朝纲，此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蟊贼。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阚廷，即国家万世之使也。’诏曰：宦官之兴，肇于秦、汉。赵高、阎乐，竟灭嬴宗；张让、段珪，遂倾刘祚。肆其志则国必受祸，悟其事则运可延长。朕所以断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
——《旧唐书》卷184《宦官》
结合相关背景知识，分析材料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它的危害在哪里。
史料 | 出处 |
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勒（勒：长袜）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 | （唐）李肇《唐国史补》 |
无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 （唐）白居易《长恨歌》 |
| 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瘗：掩埋）于驿西道侧。 |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 |
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人视之"。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
(2)结合史实评析材料中关于杨贵妃最后归宿的两种观点。
材料 安史之乱后，唐朝官僚机构因“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矣”。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资用不给”，宰相张延赏奏请裁减官员，但因“减员人众，道路怨叹”，侍中马遂、太子少保韦伦等官员上疏反对，贞元省官只持续不到两个月就遭到失败。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宰相李吉甫认为“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从而致“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主张省并吏员，合并州县；对“名存职废，额去俸存”的弊端进行改革。在唐宪宗支持下，元和省官取得一些成效，但很快又恢复旧态。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宰相李德裕要求按户税缴纳比例，“量减佐官”，但各地方借故拒不执行；在李德裕坚持下，会昌四年，省官命令才得到贯彻执行，最终“罢郡县吏凡二千余员”。但会昌六年，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在“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此后，终唐之世，再不闻减官之举。
——摘编自王炎平《关于唐后期三次裁减冗官问题》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后期冗官现象出现的原因。
(2)依据材料，分别概括唐后期三次裁减官员的直接目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后期改革不力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赵）普曰：“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上（宋太祖）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摘自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节镇太重，君弱臣强”是汉唐两代留下的最为惨痛和深重的历史教训，这一教训，如同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时刻警醒着赵宋君臣。
——摘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在地方治理的中间环节的设置和管理上，赵宋王朝……创建了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茶盐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四司互不统属，长官地位相侔，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官员，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办公地点也不在同一州内……所以，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中央始终能够维持政权统一和政局稳定，地方上没有出现足以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可以说，路级机构分权制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摘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东汉末年、唐朝中期以后的相关史实论述“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留下的“最为惨痛和深重的历史教训”。
(2)在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央政权相对统一和稳定。根据材料二概括说明“路级机构分权制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宋代地方治理上“分权制衡”做法被明、清所继承，结合明、清相关制度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