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材料四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五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六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七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学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渙达意，常得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材料八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九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十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十一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期三省制指哪三省？各自分工如何，并分析三省制作用。
(5)根据材料五，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材料六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据此，唐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根据材料七概括三省制实际运行中的调整及其对三省制产生的影响。
(6)根据材料八结合所学，指出“正式确立均田制”发端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重大改革？并简析“庸”的含义及作用。
(7)根据材料九，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8)写出材料十“新税法”的名称，并依据材料十概括这一新税法颁布的积极作用。综合材料九、十，指出从北魏到唐德宗年间征税主要标准发生的变化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呈现的态势。
(9)根据材料十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隋代以他官与三省长官共同参议政事，即为宰相会议。唐初建立政事堂，自此以迄五代，宰相会议始有制度化的决策方式。宰相会议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军国事务，都可以进行讨论。宰相会议对于各种政事在讨论后所作出的决策，一般即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上报皇帝批准后，作为与诏令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者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皇帝对于中书门下的奏状不予批准，则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诏令，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宰相会议讨论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始正式第一次。
材料二 唐五代，在宰相会议中实行集体决策的制度。在政事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时，不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而是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对于决定的决策向皇帝上奏状时还必须有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如果某一宰相拒绝在奏状上署名，则此状即为废状。如果宰相意见未取得一致，各以己见上奏，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往往要被解除职务。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唐代宰相会议的特点。(2)概括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代的宰相会议制度。
材料一 西周时期，宗族和国家合一、宗族既是血缘单位，也是政治单位、军事单位和经济单位。在这种宗族社会体制下，只能是世族世官制，国家权力按照宗族地位的高低进行分配，政府职位由各级宗族主即族长世袭担任，权力大小和贵族身份的高低相对应，国家要职只能在具有同等任职资格的几个贵族之间比较选择.官僚只是贵族的附属体，是为贵族和贵族政治服务的。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二 进入春秋时代，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各国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族倾轧，导致了大批宗族的消亡，宗族统治随之土崩瓦解，新型的官僚政治体制应运而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日益发展并最终脱离了宗族的束缚，由隶属于宗族的家室逐渐变为依附于国家的编户齐民。连绵不断的外部战争和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土地分配，工商管理，赋税征收等繁杂的经济事务.都需要国家处理和应付。这种需要既促进了国家机器的迅速发展，也促使了官僚集团的产生。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三 秦朝、汉朝、唐朝中央官制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材料四 唐代针对九品中正制把人才选拔局限于门第的弊端，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周实行的选官制度，并归纳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官僚政治产生的条件。
(3)根据材料三，指出图一、图二、图三反映的中央官制，归纳中央官制演变的实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制度”是何选官制度，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秦汉时期，宰相为百官之长，多由一两位功臣、外戚担任，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并拥有相对独立的衙署。汉武帝时实施内外朝制，军国大事由皇帝和中朝官员于内廷商议后，再交丞相讨论执行。唐朝完善了南北朝时期的三省制，形成了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执行的三省分职制。此外，唐太宗常以“参预朝政”“参知机务”等职名，授予部分资历较低的官员参与决策。至唐高宗后，颓有皇帝加封的“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名方能为相成为定制。
——摘编自田兆阳《古代行政中枢机构的嬗变及其走势》
材料二 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清代政治在私心的作用下，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汉至唐宰相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政治“法术的意义多”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指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
| 变法 | 史籍记载 | 释文 |
| 李悝变法 （魏国） | 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 封赏有功劳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并且要赏就要实行，要罚就要得当 |
| 商鞅变法 （秦国） |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 在战场立功的人,都可以获得爵位；王族宗亲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名册 |
| 乐毅变法 （燕国） | 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着处之 | 不把禄赏私馈给亲近之人，应授给功劳多的人;不把官职交付给宠幸之人，应让有能力的人来担任 |
唐朝三省的职权是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施行。中书省由中书舍人掌起草命令，中书省在得到君主同意或命令后，就让舍人起草，舍人在接到词头（命令大意）以后，认为不合法的便可以缴还词头，不给起草。在这种局面下，君主就得改换主意。如坚持不改，也还可以第二次、第三次发下，但舍人仍可以第二次、第三次退回，除非君主罢免他的职务，否则，还是拒绝起草。中书舍人把命令草成后，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审读，审读通过，由给事中（门下省专掌封驳的官员）签名副署，才行下到尚书省施行。如被封驳，则此事便当作罢论。
——摘编自吴晗《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2)依据材料，概括唐朝三省制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作用。
1912年3月5日，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3)从材料中选择证据，阐述对“新陈代谢”的理解。要求：确定总论点，选择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依据材料，概括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结合所学，说明这部宪法的历史地位。
材料 唐初，面对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政令难以得到顺利贯彻的问题，朝廷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每遇到需要颁下诏敕的时候，就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会同其他必要人员在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到了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并在政事堂后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包括皇帝诏命在内的一切政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方能生效颁行。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工作重心向分理行政倾斜，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选任擅长文学的亲信充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属员，不计官阶品秩，主要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承担起了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此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居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1)根据材料，概括唐初至盛唐中央决策机制的发生的变化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初至盛唐中央决策机制调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