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曰‘皇帝’。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材料二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材料三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以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在历代皇权主持下的改革和裁抑过程中逐步萎缩，最终从体制上被废……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任怀国等《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三   唐无论社会、经济、选举、交通等，较之西汉，其繁杂程度又何止十倍！旧体制不足以取新社会，于是政务决策则由丞相一人转为中书、门下两省合议：谨慎大政之决策在此行政过程中，宰臣与君主有俱不可得而专擅。论者徒就君相权力表面之分划而谓唐制为汉制之退步，恐未得设立制度之真情。

——据孙国栋《唐宋史论从》整理

材料

材料一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如唐律规定，皇亲国戚、皇帝故旧、高级官僚贵族等八类人犯罪时，处罚“轻重不在刑书”。唐律还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 “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且近亲中又无成年男丁者，须奏报裁决。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对妇女犯罪有些可依律酌情而处。……《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二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共同纲领》的发展成果，是我国的根本大法。随后几年间根据宪法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批基本法律。据统计，在此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较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共731件。

——摘编自王鑫《论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