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   白居易（772～846），太原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因政治抱负不得实现，毕生精力倾注在诗文方面。胡适说：“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陈寅恪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诗有种特性：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元（稹）白（居易）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据钱穆《中国文学史》等

材料一   《韩非子·显学》记载，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便分化为八个不同的学派，尽管自汉武帝以来，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在此时期内取得了相对统一的和明显的发展，但仍存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分。魏晋以来，儒家思想不断受到其他思想的冲击。进入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也进一步动接，经学在此时期发展出了南宗和北宗两大派别。考察儒家思想的自身发展史，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儒家思想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内部的统一，这一状况，一方面不利于重新恢复和稳定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封建中央集权的维护。

材料二   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的统一，也就必然要求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统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唐代统治者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求以及科举制在唐代的大力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儒学在唐代前期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经学在唐代前期实现了初步的统一。唐初、太宗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儒家经典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命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主要以南北朝时期的经典义疏做底本，再由孔颖达作疏，在此基础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了统一，实现了儒学在其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内部统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教科书，《五经正义》成为所有考生的必研之书，这就使得儒家经典得以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流传，大大增强了儒家思想在唐代社会的影响力。《五经正义》是由统治者官方颁布的标准定本，这就确保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统地位，使得其成为唐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也确保了其在与佛教和道教的争夺中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儒家思想以经学的形式在唐代前期达到了其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李冉《“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   北魏末年，战火频仍，自然灾害不断，百姓颠沛流离、贾思勰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实践，并结合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完成巨著《齐民要术》，以实现他“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宏愿。据统计，全书援引古代典籍157种，农谚最少45首；卷十记载当时167种可食植物，其中生长在黄河流域的62种、江南地域的105种。贾氏根据天象运行规律提出“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的主张：对氾胜之“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的说法予以否定。他重视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并提出“土地之异”“习以性成”的科学论断；对于救荒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如稗“宜种之.备凶年”。《齐民要术》将历代先进生产技术按体例分类载入书中，在当时是最全面最系统化的一部农业百种全书。

——摘编自李兴军《不齐民要术>农学思想主体精神及其文化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