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之际，印度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原。东汉末年起，军阀互拼，惯于屠杀前朝子孙，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似能予以解释。当朝君主们向佛祖寻求宽恕，也就为佛教提供政治庇护。北朝的少数民族“自称胡人，当奉胡教”，故较能接受佛教。其统治者在决策时，甚至依赖擅长咒术或博学多材的“神僧”为参谋。寺院因君主崇佛，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有能力布施、救济贫民，很多贫民更是直接入寺为僧。人民经不起乱世苦难，唯有以佛教来填补空虚之心灵。两晋时期，儒学已没落，道教尚处于初创期，都缺乏宽厚的理论体系，无法引发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思想真空之际，富有哲理思辨的佛教，正好在学术方面输入生气，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

——摘编自孟丹《探寻佛教盛行背后的缘由——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来看》

材料二自汉至宋，佛教东传历经10个世纪，是外来文化“第一次长时间地输入中国”。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践，也以“佛教的中国化”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同化力。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国，佛教结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在中国形成了具有不同的民族气派、形式、性格和特征的三大分支。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的自然、文化、政治环境差异较大。佛教石窟雕塑北方多南方少，北“重修持”南“偏义理”等现象，正是这种差异的体现。此外，面对王朝更替带来的挑战或机遇，佛教积极做出适应各王朝统治需要、各类人群宗教需求的回应，并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思想的极大影响。

——摘编自方立天《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中心》

材料   （唐朝）帝国疆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和拉拢寺院和庙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控制的企图失败了，最后，政府采取了彻底迫害的政策。……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介入的最终结果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没像基督教改造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中国社会。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