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学与北学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

材料一   拜占庭人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遗产，以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身份保持了统一帝国的政治体制，而且在皇帝专制统治、《罗马民法大全》等诸多方面坚持了欧洲地中海上古政治遗产，并有所发展。为了治理众多古代族群，帝国政府始终维系着庞大且完善的官僚国家体制，其核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7世纪至12世纪推行军区制，以农兵制、军政合一为重要特点，并由将军对行政区域及其军队进行管理，对扭转拜占庭危急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拜占庭人成功打造了包括整个东欧世界的拜占庭文明圈，并将各个斯拉夫族群纳入其中，其影响至今犹存。

——摘编自陈志强《欧洲中古史视域中的拜占庭帝国》

材料二   隋唐统治者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旧制，革弊创新，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使皇权进一步加强。唐朝完备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监察机构和制度趋于完善，在内地地方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在边疆设立都护府、都督府进行管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州府制度，唐玄宗开元年间改行募兵制，军队职业化、专业化，设立节度使，制定《武德律》《贞观律》等，很重视礼制的建设，直接促成了中华法系的形成。唐人对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都抱有包容的态度，从而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唐文化，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文化源的中华文化圈。

——摘编自曹大为、赵世瑜等主编《中国大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