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拜占庭人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遗产，以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身份保持了统一帝国的政治体制，而且在皇帝专制统治、《罗马民法大全》等诸多方面坚持了欧洲地中海上古政治遗产，并有所发展。为了治理众多古代族群，帝国政府始终维系着庞大且完善的官僚国家体制，其核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7世纪至12世纪推行军区制，以农兵制、军政合一为重要特点，并由将军对行政区域及其军队进行管理，对扭转拜占庭危急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拜占庭人成功打造了包括整个东欧世界的拜占庭文明圈，并将各个斯拉夫族群纳入其中，其影响至今犹存。

——摘编自陈志强《欧洲中古史视域中的拜占庭帝国》

材料二   隋唐统治者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旧制，革弊创新，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使皇权进一步加强。唐朝完备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监察机构和制度趋于完善，在内地地方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在边疆设立都护府、都督府进行管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州府制度，唐玄宗开元年间改行募兵制，军队职业化、专业化，设立节度使，制定《武德律》《贞观律》等，很重视礼制的建设，直接促成了中华法系的形成。唐人对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都抱有包容的态度，从而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唐文化，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文化源的中华文化圈。

——摘编自曹大为、赵世瑜等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两汉之际，印度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原。东汉末年起，军阀互拼，惯于屠杀前朝子孙，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似能予以解释。当朝君主们向佛祖寻求宽恕，也就为佛教提供政治庇护。北朝的少数民族“自称胡人，当奉胡教”，故较能接受佛教。其统治者在决策时，甚至依赖擅长咒术或博学多材的“神僧”为参谋。寺院因君主崇佛，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有能力布施、救济贫民，很多贫民更是直接入寺为僧。人民经不起乱世苦难，唯有以佛教来填补空虚之心灵。两晋时期，儒学已没落，道教尚处于初创期，都缺乏宽厚的理论体系，无法引发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思想真空之际，富有哲理思辨的佛教，正好在学术方面输入生气，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

——摘编自孟丹《探寻佛教盛行背后的缘由——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来看》

材料二自汉至宋，佛教东传历经10个世纪，是外来文化“第一次长时间地输入中国”。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践，也以“佛教的中国化”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同化力。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国，佛教结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在中国形成了具有不同的民族气派、形式、性格和特征的三大分支。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的自然、文化、政治环境差异较大。佛教石窟雕塑北方多南方少，北“重修持”南“偏义理”等现象，正是这种差异的体现。此外，面对王朝更替带来的挑战或机遇，佛教积极做出适应各王朝统治需要、各类人群宗教需求的回应，并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思想的极大影响。

——摘编自方立天《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