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材料一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宋代“点茶法”包括碾茶、罗茶、候汤、熵（xié）盏，然后点茶等步骤，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饮茶、品茶、玩茶能放松身心、愉悦神志。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诠释“德”“性”“人生”伦理内容，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处于承上启下、创新发展时期。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已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日本的茶道和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陈永昊、徐吉军《论宋代茶文化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材料二   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将中国茶带入英国王室，饮茶成为英国上层社会的时尚。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的英国，茶叶作为贵族享用的一种奢侈品，家庭茶会成为王公贵族阶层最时髦的社交礼仪。1700年，英国的杂货铺开始出售茶叶，这标志着英国贵族化茶饮方式开始向平民化茶饮发展。1750年前后，饮茶已在英国城乡各阶层普及。特别是1784年英国开始降低茶叶税收，让茶叶价格更加亲民，到了十八世纪末，茶饮已渗透到英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使工人们对茶叶需求急剧扩大，茶叶成为他们既可以促进消化又可以提神振奋精神的生活必需品。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演进，英国茶文化也逐渐演变为以泛化的下午茶为主体的多元化饮茶方式。

——摘编自刘昌明《还原全球化背景下的英国茶文化（二）》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没有政治特权，依然属于“民”的范畴。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仓廪足而知礼节”，在财富上具有优势的富民阶层，日益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通过鼓励弟子读书入仕、积极兴办乡村教育等行动，推动教育在乡村的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等

材料二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但是他们的经营活动总体上来看仍然是传统型的，只能归结为对宋元商业的扩张型发展。在追求自身财富的过程中，富民阶层作为社会的动力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富民将其财富资本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富民士绅化。统治阶层深刻地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极力利用富民来进行社会秩序控制，重构和强化了富民作为社会中间层所发挥的作用。乡约、社学是明中叶以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层教化组织，是乡绅施展其社会影响力的舞台，政府虽然不在场，但是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国家意志时时刻刻规范着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摘编自林文勋、张锦鹏《“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材料一   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主，遍及多个省区，在列强中位居首位。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筑铁路以达海参眼，并取得东北境内铁路沿线地区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和开矿权。这样，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便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曾发布命令：“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法国逐渐将西南三省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清政府作出承诺“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主张“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美国三次向英法德日等国申明“门户开放”的主张：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摘编自王云红《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行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合兴公司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甬，即宁波）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运动中，还收回另外一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摘编自战逸《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