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材料一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两种类型的院校。1919年后德国颁布一系列诸如《职业教育法》、《联邦德国职业学校总协定》的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完备详细。“双元制”为学生提供很多进入企业实践的机会，在生产实践的一线平台学习，既能及时消化课堂知识，又能快速发现和掌握新的学问。2003年，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中企业投入103亿欧元，国家投入56亿欧元，企业占72%。

——摘编自吴建国《中外高等职业教育法治化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还没有系统化，没有广覆盖，配套性地方法律法规少。虽然国家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是低于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以学科本位或者知识本位为主，知识与现实工作联系不紧密。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投入的比例，几乎都在11%~13%之间徘徊，远低于国际上25%的比例标准。当前我国财政性经费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摘编自孙希《中外高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对比分析》等

材料   1848年，英国的伦敦、牛津和剑桥3所大学在举办足球比赛时，制定了剑桥规则，对足球运动作了最初的界定，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

1857年，英国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家足球俱乐部一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它是世界公认的最早成立并参与现代足球赛事的球队，也是英国有记录证明的最古老的球会。

1863年，11家伦敦足球俱乐部和学院的代表召开会议，制定规则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一英格兰足球协会。

1885年，英国首创了职业足球俱乐部，随后欧洲各国先后成立了职业足球俱乐部。

1886年，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4个足协发起成立国际足球理事会。

1888年，历史上第一个足球联赛一英格兰足球联赛诞生。

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在法国巴黎成立。根据章程规定，英格兰足协制定的规则成为国际足球联合会成员国共同遵守的规则。

1905年，英格兰足协宣布承认并要求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随后相继仿效。

1912年，阿根廷足协成为第一个加入国际足联的非欧洲会员协会。

1930年，国际足联创办了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世界杯赛。

——摘编自刘志书主编《高校足球教程》等

材料   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法人地位，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创立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着英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在其特许状的规范之下，该公司逐渐垄断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贸易，并成为英国在亚洲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依托。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在“领土霸权的基础上”保卫公司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争取建立殖民领地已经成为与追求商业扩展平行的目标。17世纪末，英国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对该公司的这种行为予以认可，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逐渐演变为一个集商业、政治、军事和司法四合一体的政商机构。此后，随着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掌控了印度所有的财富，公司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了，而是“同它竞争的英国大臣和国家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迫使英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该公司的态度，英国议会通过了多个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别法案，限制和剥夺了其政治经济特权。到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沦为英国政府对印度事务进行日常管理的机构。

——摘编自汪定华《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以对特许状的解读为基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