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宗族制度源于宗法制，到了宋代乡村的宗族制度不断完善，修宗谱、建宗祠、立族长、订族规较为盛行和完备。“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从宋之后，宗族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北大学者田成有认为:“宗族制，缘于礼，重血缘，建立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材料二 陈永平、李委莎的社会调查报告《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社会学研究》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宗族制群体作为一种松散的利益群体，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而由宗族群体所形成的宗族势力，虽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作为封建残余仍对农村社区起着一定的破坏性作用，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破坏力量。”
选取材料中的任一观点进行评述。
(要求:对观点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可以运用材料或者所学知识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 财务管理 | 业务经营 | |
| 北京瑞蛟祥 |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
| 上海永安公司 |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材料 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法人地位，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创立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着英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在其特许状的规范之下，该公司逐渐垄断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贸易，并成为英国在亚洲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依托。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在“领土霸权的基础上”保卫公司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争取建立殖民领地已经成为与追求商业扩展平行的目标。17世纪末，英国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对该公司的这种行为予以认可，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逐渐演变为一个集商业、政治、军事和司法四合一体的政商机构。此后，随着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掌控了印度所有的财富，公司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了，而是“同它竞争的英国大臣和国家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迫使英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该公司的态度，英国议会通过了多个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别法案，限制和剥夺了其政治经济特权。到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沦为英国政府对印度事务进行日常管理的机构。
——摘编自汪定华《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以对特许状的解读为基础》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儒学不是实用之学，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儒学主导下的学校既不教数学，也不教自然科学和地理，培养出来的人，毫无逻辑创造的才能。
——摘编自【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唐宋之际，部曲制解体，部曲奴婢转化成农民，靠租佃为生。部曲奴婢等贱民身份的大量改变，使得中古良贱身份制度也无以为继。唐代及其以前，天子只能和世家大族分享权力，君权势弱，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罢黜天子。而宋代时，世家大族衰落，尽管天子与士大夫分享权力，但君权却不断强大。唐代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以后，佛、道、儒等诸家思想趋于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理学的产生，宋以后的文化精神及动态趋向单纯与收敛，渐显保守。
材料二 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价，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二则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对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日本学者认为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而国内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以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以上材料均摘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主要表现。(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二中有关“唐宋变革”的观点。(要求：任意一点或整体，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学界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庚子事变后，中国新思想界提出了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
当时的中国尚缺乏建立多数人参与的国民政治的条件，但西方平民主义的影响，民主的平等逻辑，以及动员大众参与救亡的现实需要，却使部分中国人开始追求大众民主。这部分人认为，中国政治不但是专制政治，更是满人对汉人的“贵族政治”，必须以民族革命去除满人的贵族特权，才能建立国民政治，实现国民权利平等。他们将主权在民看作共和政治的本质特征。其中很多人信奉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与国民公意说，戴季陶将“人民”“国民公意”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是将“国民国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国家机关当作“国民公意”的化身。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调是治民，而非民治。由于缺乏“国民政治”的思想传统，国人在初接触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时，能以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观念理解其议会制度与选举制度，却难以接受“民主”、人民自治的观念与制度。另外，受传统贤人政治论以及西方精英主义的影响，鉴于实际的国民程度，立宪派以及部分中间派人士则因恐惧“暴民政治”而鼓吹精英政治、贤人政治。
对于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争论，陈独秀表示并不排斥少数精英的作用，但强调“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代庖。 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真正国民政治的实现必须“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希冀政府立宪的开明专制论，主张由革命党创立共和的革命程序论，主张“中坚阶级”主持共和的贤人政治论，都不可能得真正的共和宪政。
——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近代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内容简介:近代最早一批走向世界的国人参加欧洲各国的宫廷舞会、交际舞会会有怎样的感受？在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西方交际舞的传入在社会各界会引起怎样激烈的矛盾与斗争？求学海外的第一拙专业舞蹈家怎样使西方舞蹈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中国的新舞蹈艺术？在《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中，也许您能找到一些答案。
摘编：鸦片战争之后，屡遭西方列强侵略的清王朝，已经完全处于“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境地。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与督促下，清政府开始派出驻外使团。这些使团的人员，亲历西方，实地考察、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并且由于官方的派遣、特殊的身份，被邀参加了许多宫廷、贵族、富商等举行的交际舞会，也被邀请观看了许多舞蹈演出，在他们的日记、随笔里，我们发现了近代国人走向世界，接触、了解西方舞蹈的最初的足迹。
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成为国人一种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反映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由陌生、新奇、甚至排拒到交流、融合这样一个大趋势。虽然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是却打破了中国城市民众精神世界的封闭、单调与宁静，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和仿行西洋生活方式，并顺应中国文化加以改易和创新，传统的娱乐生活方式抑或逐渐衰微、消亡，抑或适时增添了不少新内容而发生着变异。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由此日益走向西化、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中国社会呈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改编自张艳《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等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问题，英国“自由贸易派”认为：十三行不怎么热衷进口西方商品，不代表中国市场对西方商品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正式贸易以外，还存在大量的走私贸易；中国人实际上是和英国人一样喜欢经商；清朝政府恐惧汉族人与外国交流，妨碍清朝人进一步接受西方产品的就是清朝官方的法令和制度；从历史上来看，沙皇俄国打通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大门，靠的是展示武力而后谈判。所以要促使清朝改变贸易政策，最好的办法是强硬手段。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1988年),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逐渐转变为“公平贸易”。这些法案赋予总统以动用各种手段来反对“非公平贸易”的权力，包括因贸易逆差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原因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贸易制裁。在具体适用层面表现为，美国指认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何侵害本国利益，并据此附以相应“救济”措施。与此同时，当美国的贸易政策与国际法冲突时，美国政府公然声明法律冲突之下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对“公平贸易”政策的青睐逐渐超越党争，在美国高层政客中达成共识。
——摘编自朱洁《美国的“公平”贸易，真的公平吗?》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评析这一时期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观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调整贸易政策的背景，并谈谈你对美国“公平贸易”政策的认识。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