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材料   “文明地带”

1870年以后的40年里，并非仅仅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实际上确实算是在世界上快速扩张的现代文明的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中心存在于欧洲的某一区域。因为当时的确有两个欧洲：一个内部地带和一个外部地带。内部地带包括大不列颠、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奥地利帝国西部某些地区。欧洲海外移民区的某些区域，特别是内战之后的美国，也属于这一地带。

外部地带包括大半个爱尔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还有位于当时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等国本土东面的整个东欧。许多欧洲人海外移民区，比如说拉丁美洲和美国农耕地区，也可认为在当时是属于外部地带。

欧洲人世界之外还分布着一个第三地带，即广袤无际的亚洲和非洲大陆。除了正在现代化的日本以外，从欧洲的标准或文化假设来看，它们全都是“落后的”；并且注定要在1870年以后那半个世纪之内严重依附于欧洲或被欧洲殖民化。187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大都可以写成为这三个地带之间关系的经历。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材料   20年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大论战刚萌芽，但论战双方的阵线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章士创。他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他们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

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2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时以农立国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如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女司机以群体姿态出现，其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

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田桂英等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的故事。

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改编自刘传霞《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