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法人地位，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创立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着英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在其特许状的规范之下，该公司逐渐垄断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贸易，并成为英国在亚洲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依托。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在“领土霸权的基础上”保卫公司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争取建立殖民领地已经成为与追求商业扩展平行的目标。17世纪末，英国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对该公司的这种行为予以认可，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逐渐演变为一个集商业、政治、军事和司法四合一体的政商机构。此后，随着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掌控了印度所有的财富，公司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了，而是“同它竞争的英国大臣和国家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迫使英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该公司的态度，英国议会通过了多个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别法案，限制和剥夺了其政治经济特权。到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沦为英国政府对印度事务进行日常管理的机构。

——摘编自汪定华《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以对特许状的解读为基础》等

材料一   顺治四年(1647)，清朝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当时，越南境内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等割据政权。在清朝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正式与高平莫氏建立藩属关系。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至此，清朝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

材料二   光绪八年(1882)二月，法国派兵由越南西贡进发海防(越南北部的沿海城市)，引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危机，在清廷引发保藩与弃藩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主张保藩固圉，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四川总督丁宝桢、广东巡抚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则认为出兵越南不符合“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藩属体系原则，且越南与法国立约，“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加上在此之前清朝已经见识过英法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最终，光绪帝采纳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兵力，借剿办土匪为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红云《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材料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世纪晚期危机”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

材料   刘基，字伯温，明初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文学家，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的官宦家庭。元统元年（1333年），中进士及第，被朝廷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他为官清正廉洁，对上奉公执法，对下秉公办事，但遭蒙古官僚们的冷讽热嘲和借故排挤。46岁回乡隐居，组织民团、民兵，抗元自保，说服地主乡绅，减轻对佃户的剥削。元末社会大乱，朱元璋三请而出山，他献计四策，战胜陈友谅，竭力辅助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1368年，刘基谢绝朱元璋拜左丞相和称公封侯的赏赐。他执法如山，从不趋炎附势，后因秉公审理李善长好友李彬的骄纵杀人一案，被朱元璋冷遇。他恪守“宁天下人负我，我决不负天下人”的信条，遇到不利之事，总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1375年，他忧愤而死。他的一生是典型的封建正统儒生的一生，死后与张良、孔明齐名而载入史册。

——摘编自苏贵庆《略论刘伯温》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面对财政窘况，开始以国地收支划分为突破口，进行分税制改革。1927年颁布《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素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暂行标准案》，将财政制度划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体制，地方财政以省为主体，省控制着全部地方税源；县附属于省，没有独立的税收收入。另外，国地税源的划分采取税目独立主义，以区别于民国初年实施的税目附加主义，以此避免国地之间的纠纷，但在推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省“不能遵重法令一致奉行”。1928年通过《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在一定程度上解了国地财政矛盾，但仍将大部分税源划归中央，省控制着全部地方税。县级财政为维持自身开支和举措上级委办事宜，通过附加、杂课、掉派等方式筹款，造成百姓负担加重，民怨沸腾。

——摘编自马金华、邢红英《民国时期的分税制改革评析及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