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材料   自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 “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再。工业革命……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缓慢渐进说”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1500—1800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1500—1800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大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