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宗族制度源于宗法制，到了宋代乡村的宗族制度不断完善，修宗谱、建宗祠、立族长、订族规较为盛行和完备。“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从宋之后，宗族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北大学者田成有认为:“宗族制，缘于礼，重血缘，建立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材料二 陈永平、李委莎的社会调查报告《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社会学研究》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宗族制群体作为一种松散的利益群体，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而由宗族群体所形成的宗族势力，虽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作为封建残余仍对农村社区起着一定的破坏性作用，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破坏力量。”
选取材料中的任一观点进行评述。
(要求:对观点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可以运用材料或者所学知识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材料一 在宋徽宗时期，为了聚敛财富，强行扩大交子的发行区域。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在京西路使用交子。第二年又推广到除闽、浙、湖广、开封以外的其他各路，并把“交子”改为钱引。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是失败，由于发行困难，不久便被废除了，又恢复到只有四川流通纸币的状态中。由于宋徽宗时期，在四川更加肆无忌惮地滥发纸币而不再有准备金，因此造成了纸币的贬值，一贯贬到十几文或十文。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
材料二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徽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竟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
——贾大权《官交子在我国纸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三 嘉靖时期的吏部左侍郎靳学颜认为白银“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其与铜钱、海肥(一种贝壳，在云南被用作货币)用于流通计价的功能并无明显区别。顾炎武分析了流通货币从铜钱经纸钞最后演变为白银的动态过程，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铜)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纸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
——摘编自徐永辰《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交子在徽宗时期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靳学颜、顾炎武对明代货币改革的看法。
材料 20年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大论战刚萌芽，但论战双方的阵线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章士创。他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他们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
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2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时以农立国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如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公元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人手里夺取西西里岛，建立了海外的第一个行省。从公元前227年始，罗马正式向行省派遣官员，标志着规范化的行省制度建立。西西里行省除少数城市免税外，大多数的行省居民都必须向罗马交纳什一税。统治初期，行省总督主要负责征收什一税，同时不断往来于各地的巡回法庭，处理各种案件。行省各城市基本上遵循原有的法律制度，而在一些矛盾激化的城市里，罗马元老院会派遣立法委员会参照罗马法重新起草和制定新的城市法。罗马还设立了告门审理行省居民控诉行省总督案件的特殊法庭，制宝了一些措施来防范行省长官收空礼物和从事任何买卖活动。西西里行省建立后，一批有学识的希腊战俘被带到罗马城，他们成为罗马的第一批希腊文学教师。其中的杰出者将希腊语动听的韵律与拉丁语铿锵有力的音节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影响久远的拉丁文学。罗马对行省的统治制度，主要是在征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西里行省的建立是罗马城邦制度终结的标志。
——摘编自宫秀华、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西西里行省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材料二 元朝政治家程钜夫在题为《论行省》的奏疏中说：“窃谓省者，古来宫禁之别名，宰相常议事其中，故后来宰相治事之地谓之省。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此何义也?当初只为伯颜丞相等带省中相衔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镇压远地，止是权宜之制。今江南平定已十五年，尚自因循不改，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负，骄倨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美溢则百端欺隐，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然则有省何益，无省何害?……今欲正名分，省冗官，宜罢诸处行省。”
——摘编自程钜夫《雪楼集》卷十《论行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罗马在西西里行省统治初期的特点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程钜夫对元朝实行行省制的看法。
材料一 先秦诸子异说，辩驳之风盛行，其中儒法之礼与法、德与刑对立。然而，战国末期儒法合流的取向巳初露端倪，这在《管子》和《荀子》那里已有所反映。……但西汉自立国以来，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回升以及儒法双方某些内在因素的相近性，儒法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既相互冲突又彼此靠拢，最终演化出了一些新的事物，如儒家化的法律等，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宝村《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汉初从秦暴虐酷刑、二世而亡的教训中，得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文积而民和亲”的悲剧总结。在沿用秦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基础.上，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引入法律，改变了秦律的残忍冷酷。董仲舒是西汉中期以后礼法融合的重要理论奠基人物，他构建了一套融合礼与法的天人感应宇宙论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解决了礼法融合的障碍。董仲舒的学说为经义决狱开启理论合理性，并为后世统治阶层构建更为完整的德主刑辅法制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董仲舒大力倡导的“春秋决狱"有力地促进了法律伦理化的司法审判实践。开始了后世引礼入法、引经决狱的潮流，启动了法律儒家化过程。
——摘编自寇纪元《从儒法论争到儒法融合：我国儒家法传统的形成及现代思考》
(1)根据材料指出秦汉时期儒法关系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进这种演变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趋势加以简要评析。
材料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已经成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按照俾斯麦自己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构不威胁”。
1890年俾斯麦下台，德意志帝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开始改弦易辙，继俾斯麦之后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国际战略方面开始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威廉二世宣称：“巨浪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国门，并且催促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换言之，遵循一个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对“世界政策”做了明确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德意志帝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20世纪初的女界“新”象
之一 | 之二 |
《厮役演说》
图中文字：毛家湾某女学堂，每日下午，各学生家多来相接。一女生仆人，年五十余，初十傍晚，在该学堂门首对各家父兄及仆人演说“阅报之益”，津津有味，颇有动听。演说不奇，出自厮役则奇。 ——《益森画报》第5期（1907） | 《女界现象》
图中文字：正月十五日，后门外大街，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拿着风筝来回奔跑，实在不好看。但分人家有点规矩，绝不能让姑娘在满街上奔跑。啊咳！此事不但因女学堂不甚发达，而于警务亦有妨害（其害乃电线电灯等类），岂不是无形的危险吗？请家长赶快禁止才好。 ——《日新画报》第25期（1908） |
材料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已经成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有学者称，德国之所以采用大陆政策是因为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一种法国抵押，“在将来，德国的每一个外交方面的敌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法国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使之不能复仇的政策来作为基本的外交路线。这一政策被一些学者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按照俾斯麦自己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构不威胁”。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上述外交政策。俄、英、奥三国为争夺近东巴尔干地区一直矛盾重重，鉴于这些矛盾，三国都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争取其支持。
1890年俾斯麦下台，德意志帝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开始改弦易辙，继俾斯麦之后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国际战略方面开始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威廉二世宣称：“巨浪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国门，并且催促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换言之，遵循一个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对“世界政策”做了明确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德意志帝国的“大陆政策”与“世界政策”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讨论之中，贤良文学诸人属于儒家立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法家立场。据桓宽《盐铁论》所录，儒生是绝对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汉武帝在位时期，一切以对外作战为第一，不惜用以次充好、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种种办法筹款，致使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再加上为丁稳定，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维系统治，更使人民吃不消。连年征战，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因而绝不能再走与民争利的法家路线。桑弘羊主持朝廷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抑制豪强大家，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
盐铁讨论的结果，据《盐铁论》载为“请且罢郡国榷酤（酒政）、关内铁官”。会议虽未能完全依照贤良文学的建议，但他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民间代表人士的辩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据劳榦《秦汉简史》等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盐铁会议双方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