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女司机以群体姿态出现，其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
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田桂英等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的故事。
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改编自刘传霞《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女司机形象。（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湖湘学派的转型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顺治四年(1647)，清朝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当时，越南境内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等割据政权。在清朝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正式与高平莫氏建立藩属关系。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至此，清朝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
材料二 光绪八年(1882)二月，法国派兵由越南西贡进发海防(越南北部的沿海城市)，引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危机，在清廷引发保藩与弃藩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主张保藩固圉，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四川总督丁宝桢、广东巡抚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则认为出兵越南不符合“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藩属体系原则，且越南与法国立约，“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加上在此之前清朝已经见识过英法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最终，光绪帝采纳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兵力，借剿办土匪为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红云《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确立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80年代清廷内部的保藩与弃藩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下图是有关英国17-19世纪人口变化的统计情况（单位：万人）。
——根据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制图
材料二 下表所示为1600一1800年英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单位：万人）。
| 年份 | 总人口 | 城市人口 | 乡村人口 | 乡村农业人口 | 乡村非农业人口 | 农业人口占乡村人口比例 |
| 1600年 | 411 | 34 | 377 | 287 | 90 | 76% |
| 1700年 | 506 | 85 | 421 | 278 | 143 | 66% |
| 1800年 | 866 | 238 | 628 | 314 | 314 | 50% |
——据成德宁（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农业革命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制表
材料三 明清之际，人口大幅度下……顺治八年（1651）约1400万，康熙五十年（1711）增至2460万。实际上所谓丁数主要是虚拟的纳税单位，远不能反映实际的人丁（成年男子）数额。……据估计康、班之际全国人口应已过亿。乾隆六年（1741），经过正式的人口调查，得数1.4亿有余。此后人口数字直线上升，乾隆二十七年（1762）超过2亿，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时，已达4.1亿。人口压力成为一个新出现但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改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绘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相较于中国，17一19世纪英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7-19世纪50年代中英两国人口变化的共同趋势。
材料：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等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强调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以及人口兴盛功高绩伟，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吾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
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余云岫之《异哉旧医之举动》，重申废止中医的理由，中医界“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西方现代福利制度
材料一 某学者对美国福利制度变迁历程的阶段划分
| 时间 | 概况 | |
| 自由放任阶段 | 1776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 | 基本没有统一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 |
| 创建成型阶级 | 193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社会保障法》颁布，社会保障开始成为美国的一项制度 |
| 快速发展阶段 | 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 | 联邦社会福利项目不断增加，并扩展到新的领域 |
| 临缩停滞阶段 | 20世纪80年伐初至2008年 | 降低社会福利开支， 削减救济性福利项目的开支 |
—摘编自丁建定《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
材料二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9 年公开数据编绘
(1)根据材料一，说明该学者划分历史阶段时主要参考了哪些因素。(2)材料二对于探究西方现代“福利国家”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有何帮助? 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西方现代福利制度的成效加以评析。
材料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在其创刊一周年的“特大号”上设立“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成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进行的思想交流和交融。以下是一些作者的看法：
学者罗吟圃在《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谈道：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唐庆增在《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中谈道：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在贫困国家……当设法增加其富力……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学者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谈道：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
——摘编自《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申报月刊》的作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年），美国人。1861-1867年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职期间，蒲安臣积极推行与清政府“合作政策”，这博得清政府的好感，为之后他出任中国使节打下了基础。
1866年在恭亲王奕䜣的推荐下，即将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成为中国首任外交使节。从1868年2月出发，蒲安臣使团先后到达了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其出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蒲安臣擅自作主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首先，条约明确表明了中国对本国领土的自主权，否定了各国在中国开设租界是一种合法行为；其次，条约规定双方具有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自由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就移民规定来看，正在西进运动的美国当时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续约为华工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清政府不得再阻止华工出国。这一条约签订后，在当时国内掀起了赴美狂潮，华工成为美国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因素。同时续约中也明确规定，赴美华工受到美国法律保护，所以续约也作为华工遭受到排斥、歧视、虐待时的法律保护依据。而且在续约中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这一条款，首次使中国海外侨民在他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另外，续约中互派留学生以及互设学堂的条款，使得中国在1872年8月派出了首批由30名中国幼童组成的官费赴美留学团。其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
——摘编自俞科《蒲安臣与中国晚清外交》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蒲安臣作为中国使节出访并签订《中美续增条约》这一现象进行评析。（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神宗年间的阿云案的判决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