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机处建立的直接原因，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扫荡报》关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社论进行评析。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 年份 | 犯人数量 |
| 1805—1809年 | 23462 |
| 1810—1814年 | 30613 |
| 1815—1819年 | 58662 |
| 1820—1824年 | 65227 |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上半叶英国犯罪问题的特点及形成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英国的监狱制度的变迁。 (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 序号 | 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
| ① | 1895年，严复认为治国之根本在于治“民”，理想中的“新民”在“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德行仁义”三方面都应强大，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实现国家富强。 |
| ② | 1903年，郑观应在南宁创设“蒙养学堂”，发布《告示》说：“尝考泰西富强之国，皆学堂林立……盖学堂所以开民智，未有民智不开而能致富强者也。” |
| ③ | 1902—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新民”要有独立自主意识，“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要有公德“利群”之品性，强调树立国家意识和群体观念，“知有公德……而新民出焉矣”；认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推崇进取和冒险精神。 |
| ④ | 1918—1919年，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应“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认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应“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认为向上的、进步的“新人”，应以社会主义“互助、牺牲”的精神来代替资本主义“竞争、自利”的观念。 |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中国古代“新民”的内涵。(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新民”到“新人”思想的变化。
材料 在文书与档案的管理方面，唐代集历朝历代经验之大成。《唐律疏议》对文书拟制、文书处理、文书传递、文书保密及文书档案的归档、鉴定、移交等各个环节中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和违法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强制官吏遵守执行。公文起草时必须遵循避讳制度，“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公文要及时承办，“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驿使传递公文迟缓也有相应处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等。这不仅对古代文书档案工作法制化有积极意义，也为我国文书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历史经验。
——摘编自周萍《从〈唐律疏议〉看唐代文书档案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文书档案管理纳入国家法律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朝文书档案管理纳入国家法律的意义。
材料一 自16世纪起，英国步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贸易立国思想影响下，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商人也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但总体上看，商人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家庭仍然是施教的主体。对孩子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的教育往往凭借宗教书籍和宗教信仰来加以正面灌输。向孩子灌输虔诚的宗教信仰，将宗教精神内化到孩子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使他们认同宗教意识并自觉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以精神上的约束来达到行为上的约束，塑造孩子的自控美德。商界家庭尤其注意培养孩子的簿记习惯和理财意识，一些家庭很早就让孩子尝试着管理账目，以强化对金融脆弱性的感知。
——摘编自王瑞红《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家庭教育及时代新质》
材料二 李鸿章家庭教育中大力宣扬“中学”固本，提出“教子以正道，不可不刻苦自立也”主张“求义理经世之学”，以孝悌勤俭为治家之道，训诫后人以“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作为为官之志。他还延聘洋人教师教育李氏子弟学西文，因此成就李经方、李经述和李经迈等人融会中西的知识结构。同时李鸿章认为中国传统的“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的伦理道德为私德可以保留，只是时局变化，仅仅有私德不足以挽救危亡的清政府，还要学习西方五伦中的公德，于邦国于世界为己任。
——摘编自张珍珍《李鸿章家训中家庭教有的延续与更始》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英国商人重视家庭教育的背景。(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李鸿章的家庭教育思想。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5—18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世纪晚期危机”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
理解历史进程中的原因与结果，建构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是历史解释的基本要求。从上述角度，结合14—15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中的两种解释模式。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 户籍年代 | 均田户数 | 受足户数 | 平均每户应受田亩数 | 平均每户未受田亩数 |
| 高宗时期 | 1 | 0 | 101.0 | 69.0 |
| 武则天时期 | 4 | 0 | 143.5 | 102.0 |
| 玄宗时期 | 32 | 2 | 148.7 | 106.6 |
| 代宗时期 | 11 | 2 | 149.3 | 89.8 |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均田制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冰嬉，是明末清初的传统冰上娱乐形式，在乾隆朝达到了巅峰，号称冰嬉盛典。道光年间，清朝国力衰退，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清政府日常经费拮据，无力承担阅视冰技的财政支出，“天暖冰薄”成为停阅冰技的官方理由……道光二十年，潜藏多年的贸易危机逐步上升为战争，最终导致“冰嬉盛典”瓦解。光绪年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殖民化和近代化进程逐步加深。传统中国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试图延续康乾盛世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影响力。“冰鞋之戏”的短暂恢复，就是清廷为重现“王道之隆”作出的巨大努力。与乾隆朝相比，光绪朝的“冰鞋之戏”虽然也试图在自身文化中寻找重振国家之路，但这种临时拼凑的庆典，更像是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清廷在恢复国家形象方西作出的被动“回应”。
——摘编自任昳霏、郭磊《飞驰的冰刀与停滞的帝国——冰嬉盛典与清代文化命运兴衰》
材料二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冰雪运动迎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1951年，在吉林省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滑雪表演大会，对当代滑雪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学校体育方面，滑雪也作为一项体育教学被列入教材。1953年，我国运动员在花样滑冰技能上开始迈向创新之路，与滑冰相关的群众性休闲活动也开始涌入人们的生活。1963年2月在哈尔滨举办的冰灯游园会，通过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时代冰上文化的生机与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冰雪运动纷纷走出国门，开始走向世界的舞台。1992年，在第16届法国冬奥会中，中国队实现了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在冰雪赛场上，中国的奖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运动员已经成为冰雪运动的竞争力量之一。
——摘编自崔乐泉、张红霞《从传统冰雪到冬奥文化：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道光年间“冰嬉盛典”瓦解的原因，并对光绪年间“冰鞋之戏”的短暂恢复进行简要评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原因。
1864年，总理衙门组织出版了《万国公法》（《国际法原理》中译本），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国际法。郑观应阅读此书后写道：“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尽受其范”，列强争雄之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认为中国应加入国际法体系。他将国际法规范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相比照，指出依据国际法原则，“定税之权操诸本国”，他国不得干涉，中国应据此要求修改条约，提高关税，“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图谋，郑观应修改自己关于国际法的文章，增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遭遇，及越南、缅甸等小国作为“太弱者”无法援用国际法自卫等事例，感叹说：“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者，唯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郑观应对国际法认识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