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著述外文单行本发行排名前5的文章

——摘编自张放、严丹《毛泽东著述多语种版本的海外传播及利用》

材料一   国共对峙时期，主力红军不断加强与地方联系，在群众工作中将帮助建设党组织放到重要的地位，有效地纾解了动员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使武装暴动向建立政权转化。如红四军第一纵队在闽西分兵时，就在各处派出政工干部，“有党的地方，就作区委委员或副书记，无党地方创建党，对外为红军政治部的代表，帮助苏维埃工作。他代表一纵委的精神，实现一纵委的工作路线”。依托地方党组织，主力红军能够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来推动革命，也使主力红军有了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坚实基础。苏区在地方上实现了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基层社会，三者领导机构合一、苏维埃主席同时是党的支部成员，党的支部书记是苏维埃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掌握着地方武装。这样的体制很有效率，很适合扎根基层开展革命的需要。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结合在一起，如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整党整风”“一五”计划等党和国家一系列维护新生政权的举措中，军队的主要任务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亦需围绕党和国家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依据军队内的思想情况，消除军队内不良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方针，宣传党和国家时事政策，培养阶级意识，激发军人维护新生政权的积极性，维护政权建设的热情。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体现在混合军种的建设、军队三大条例的颁布等多方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开展，是党为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长远考虑。

——摘编自赵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49—1956）》

材料一   汉代五口之家农户税赋负担简表

——摘编自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

材料二   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至建安五年，“曹操始制新科”，“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制新科”后，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中间阶层”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集团。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间阶层不但包括传统界定的“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还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有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据统计，目前西方国家中间阶层已占社会总人口的60％～70％。他们往往具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国内的政策、形势、利益，以及全球问题都非常敏感，是国家选民的主体，他们的政治要求往往可以在统治阶级贯彻其意志的过程中起到延缓或促进作用。

——摘编自穆宏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个调整不仅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基于此，中间阶层的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事实，西方学者也据此认为西方国家将由中间阶层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将随之消失。

——摘编自李其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探析》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材料一   自16世纪起，英国步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贸易立国思想影响下，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商人也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但总体上看，商人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家庭仍然是施教的主体。对孩子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的教育往往凭借宗教书籍和宗教信仰来加以正面灌输。向孩子灌输虔诚的宗教信仰，将宗教精神内化到孩子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使他们认同宗教意识并自觉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以精神上的约束来达到行为上的约束，塑造孩子的自控美德。商界家庭尤其注意培养孩子的簿记习惯和理财意识，一些家庭很早就让孩子尝试着管理账目，以强化对金融脆弱性的感知。

——摘编自王瑞红《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家庭教育及时代新质》

材料二   李鸿章家庭教育中大力宣扬“中学”固本，提出“教子以正道，不可不刻苦自立也”主张“求义理经世之学”，以孝悌勤俭为治家之道，训诫后人以“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作为为官之志。他还延聘洋人教师教育李氏子弟学西文，因此成就李经方、李经述和李经迈等人融会中西的知识结构。同时李鸿章认为中国传统的“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的伦理道德为私德可以保留，只是时局变化，仅仅有私德不足以挽救危亡的清政府，还要学习西方五伦中的公德，于邦国于世界为己任。

——摘编自张珍珍《李鸿章家训中家庭教有的延续与更始》

材料   在文书与档案的管理方面，唐代集历朝历代经验之大成。《唐律疏议》对文书拟制、文书处理、文书传递、文书保密及文书档案的归档、鉴定、移交等各个环节中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和违法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强制官吏遵守执行。公文起草时必须遵循避讳制度，“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公文要及时承办，“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驿使传递公文迟缓也有相应处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等。这不仅对古代文书档案工作法制化有积极意义，也为我国文书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历史经验。

——摘编自周萍《从〈唐律疏议〉看唐代文书档案制度》

“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世纪晚期危机”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