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材料一   自16世纪起，英国步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贸易立国思想影响下，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商人也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但总体上看，商人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家庭仍然是施教的主体。对孩子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的教育往往凭借宗教书籍和宗教信仰来加以正面灌输。向孩子灌输虔诚的宗教信仰，将宗教精神内化到孩子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使他们认同宗教意识并自觉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以精神上的约束来达到行为上的约束，塑造孩子的自控美德。商界家庭尤其注意培养孩子的簿记习惯和理财意识，一些家庭很早就让孩子尝试着管理账目，以强化对金融脆弱性的感知。

——摘编自王瑞红《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家庭教育及时代新质》

材料二   李鸿章家庭教育中大力宣扬“中学”固本，提出“教子以正道，不可不刻苦自立也”主张“求义理经世之学”，以孝悌勤俭为治家之道，训诫后人以“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作为为官之志。他还延聘洋人教师教育李氏子弟学西文，因此成就李经方、李经述和李经迈等人融会中西的知识结构。同时李鸿章认为中国传统的“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的伦理道德为私德可以保留，只是时局变化，仅仅有私德不足以挽救危亡的清政府，还要学习西方五伦中的公德，于邦国于世界为己任。

——摘编自张珍珍《李鸿章家训中家庭教有的延续与更始》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世纪晚期危机”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材料一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新的历史内容。首先，面对着清王朝当权派对外一味妥协迁就，而内部则腐败不堪的状况，魏源强调不改革就不能抵制外来侵略，根绝烟毒泛滥，他在漕运、盐政、水利等具体经济领域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次，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高度来认识。最后，人民群众和清王朝统治集团对侵略势力的不同态度，使他看到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力量，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还进一步提出人民群众是决定国家存亡的力量的思想。

——摘编自唐凯麟《湖湘学术开生面，睁眼世界第一人——试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材料二   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也。知夷情则强弱之势审，而胜败之机决矣；不知夷情则事事乘错，变每出意之外矣。故知夷情与不知夷情，利害之相悬奚啻天渊哉！夷情备采者，采清人魏默深《海国图志》中所辑。其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此书之详尽也。因译以刊行，任边疆之责者，熟读之得其情，则战能挫其锐，攻以制其命。国势一张，折冲万里，虽有桀骜之盗，彼恶能惩其伎俩哉！

——摘编自[日]大槻祯《重译<海国图志>叙》（1854年）

材料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1864年，总理衙门组织出版了《万国公法》（《国际法原理》中译本），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国际法。郑观应阅读此书后写道：“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尽受其范”，列强争雄之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认为中国应加入国际法体系。他将国际法规范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相比照，指出依据国际法原则，“定税之权操诸本国”，他国不得干涉，中国应据此要求修改条约，提高关税，“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图谋，郑观应修改自己关于国际法的文章，增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遭遇，及越南、缅甸等小国作为“太弱者”无法援用国际法自卫等事例，感叹说：“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者，唯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