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根据材料，概括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改造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的改造。
材料一 下面是部分史料中关于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记载。
史料一 | 贞观初，唐太宗指出：“自隋季道消，天下沦丧，衣冠之族，疆场之人，或寄命诸戎，或见拘寇手。”。 |
史料二 |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突厥颉利部抄掠汾（治今山西汾阳市）、潞（治今山西长治市）二州，“取男女五千”。同年，唐朝从高丽索回隋军战俘1万余人，还有大量的战俘因已定居高丽而未返回。 |
史料三 | 开元后，唐军制发生变化，如幽州北榆关（今河北抚宁区东）的戍兵，便“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 |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
材料二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也是近代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可谓是典型的“种族大熔炉”。15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出现过四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第一波国际移民潮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扩张时期，移民主体为欧洲大陆的白种人；第二波国际移民潮在16—19世纪初的奴隶贸易时期，移民主体为非洲黑人；第三波国际移民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大移民”时期，移民主体为南欧的自由移民和少部分亚洲移民；第四波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向外移民时期，出现了“重返欧洲”或“重返亚洲”等“回流”现象。
——摘编自杜娟《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方法和路径——兼论亚裔移民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主要类型及其相似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拉丁美洲前三波大规模国际移民潮出现的国际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外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文化影响。
材料 18世纪晚期，有英国学者提出“文明使命论”。他们认为，英国所代表的欧洲文明在海外的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进步，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洲和非洲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论断下，亚洲和非洲文明被欧洲统治者贴上懒惰、不诚实、欠缺原创性，没有任何发明的劣等文明标签，欧洲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准方式。英国政府允诺一旦亚非这些地区经过改造达到宗主国的文明标准便准许其独立。近年，有学者指出，人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同质化，而在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要克服各类全球性挑战，共同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坦诚交流和互学互鉴，才能让各个文明的智慧充分迸发出来，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贡献力量。
——摘编自周欣平《文明的交汇》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材料中任一观点予以评析。（要求：明确列出所评观点，评析时须史论结合）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一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封建制较之奴隶制，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对农民阶级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康乐世界，而是新的“枷锁和奴役”。
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军功地主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另外，秦王朝实行“尊奖兼并之人”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地主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的田产，逐步形成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无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除了遭受高额的地租剥削外，还要向封建国家交纳口赋、柴草等繁重的赋税。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收成的三分之二都被地主阶级剥夺走了，剩下的部分很难维持家庭生活。
秦统一六国之后，不顾人民死活，“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给）其欲也”，无休止地征调兵役、徭役，那些被征当兵的农民，因路途遥远、条件恶劣，加上官吏的欺压，许多人惨死在戍守之地；秦始皇为了满足私欲，滥用民力，大肆修建官室、陵墓，造成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镶（饷），女子纺绩（织）不足衣服”“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的困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所体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并对这一生产关系加以评析。
材料 《新唐书·孝友》记载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州下部（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徐元庆案”引发的陈、韩、柳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樊树志《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朱熹有关“自然科学素养”的主张及其意义。(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评析朱熹对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