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孙中山贡献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他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向西方寻求真理，并力图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华文明的蜕变、改造提出纲领性设想，推动了辛亥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突破学习西方仅仅局限于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框框，毅然转向更为生机蓬勃的苏俄文化，“以俄为师”，以期为中华民族创造出更高远的理想。
——摘编自冯天瑜，周积明《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摘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材料三 某同学在学习习近平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讲话时做了如下摘录。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孙中山先生说：“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肩上。”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头革命先驱区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 |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孙中山贡献给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什么？这一“文化财富”形成过程有什么重要特点？
(2)依据材料二指出毛泽东所说的“内部经济关系”指什么？这一经济关系和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之间有什么联系？
(3)依据材料三指出习近平提倡发扬辛亥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主要目的。
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唐太宗在天山南部先后设置了伊州（治今新疆哈密）、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庭州 （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州之下置有县、乡。州置刺史，县置县令，乡置乡长，里置里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三州的设置斩断了西突厥的右臂和吐蕃的左臂，阻绝其联系。此后，在征服天山北部的西突厥残余势力和天山南麓的龟兹等国时，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又在新招抚地区设立羁縻州府制度。
——杜文玉《唐朝如何经略西域》
材料二：边区政府建立了盐池县城川蒙古族自治区、曲子县三岔回族自治乡、新正县一区第一、第九回族自治乡等区、乡一级的政权，在这些民族自治区、乡中，让少数民族行使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职权。在政府的帮助下，边区先后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会”、“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团体，开展抗战救国、保卫边区的活动。在优待难民政策下，迁入边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土地，边区还组织迁移来的蒙、回族同胞组成打盐运盐合作社，给他们发放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还为他们减免课税。边区政府先后在回族聚居区开办了民族小学，由政府拨款、拨地，并实行免费教育。
——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与实施》
材料三：“两个共同”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工作的主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各族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牢牢把握“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上来，凝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才能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不竭的力量之源。
——梁志忠、郭五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对“三州”治理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设置“三州”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评述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出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个共同”的内涵，并概述其提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非洲城市化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1950年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4%，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19世纪60年代非洲城市化迅猛发展，此后20年间，非洲城市人口增长率居世界前列。1970年非洲城市人口达1000万人，是十年前的2倍，而到1980年已达7100万人。在此过程中，不少国家工业化战略促使大批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建立棚户区，占据大量城市土地，使城市建设出现了很多问题。城市人口集中于为数不多但规模较大的城市。最大城市人口规模通常为第二大城市的两倍以上。据统计，加纳首都阿克拉城市人口有39万，而第二大城市库马西人口仅21.8万。非洲各地区、各国之间的城市化进展不一、其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
——摘编自李晶、车效梅《非洲城市化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等
材料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以城市为中心和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强化城市经济功能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1980年，国家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大经济特区，其后又相继在沿海地区设立了14个开放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1985年，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启动城市改革，重点是改革国有企业，打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此后，广大内地城市的改革也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使城市充满活力，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启动期。
——摘编自何一民《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城市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至迟于《史记》已明确提出“各民族同祖同源”的结论，少数民族史家同样力图证明本民族与尧舜禹汤等先圣有血缘联系。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等时期，民族史观往往体现为华夷有别、夷夏之辨的一时之盛。隋唐时期，杜佑《通典》则认为“中华与夷狄同”，并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元史·许衡传》中则对“天下一家”做出新的解释：“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
——摘编自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功，遂成民族结合之枢核”，之后逐步混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割、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因此，“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应该记述民族“排入”“排于人”的历史，“排入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凌夷衰微。”美国史学家杜赞奇称赞他“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
——摘编自王娟《梁启超民族史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导论卷开篇就明确写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他率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理论和原则。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他认为：“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摘编自王东平《白寿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民族史观的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白寿彝对民族史观的发展，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对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明朝，内阁阁臣的选拔方式大致有两种：特简和廷推。特简是指由皇帝直接以圣旨的方式任命阁臣，而不通过吏部。这种方式大致又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由皇帝本人亲自选拔出阁臣；二是皇帝采纳大臣们的荐举，或由中官们的援引而任命；再有一种形式是由现任阁臣们推举若干名人选，再由皇帝点用。万历以前，阁臣的选任大多是通过特简。而万历以后，则多是廷推。廷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共同推举，推举出的往往是一些威望素著的大臣。明代的廷推大典形式很严格，大都是朝廷的高级官员和言官们，所以，廷推能够采纳众议，较为公正。特简和廷推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皇帝手中，因而皇帝的喜欢与否是能否入阁的决定因素。
——摘编自冯宪军《明代内阁阁臣的选任》
材料二 明朝内阁相当于一个秘书处，这在法理上来说内阁是没有宰相之名，由此也就没有宰相之责，可又确有宰相之权。内阁行使相权缺乏律法依据，所以外廷同内阁之间会出现一些权力上的纷争，在责任上也会相互推脱。明朝的内阁，受到皇权和宦官势力的牵制，当年张居正任首辅，仍须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好才能执掌大权。明朝内阁其本意是想要分担皇帝的政务压力，但是后来却因为内阁权力划分和律法等问题，使得内阁是一种不健全的存在，在皇权的压制下，内阁被夹在了皇权和外任官员之间，极其容易受到君主意志的影响。
——摘编自陶佳城《浅谈明朝内阁制度的优缺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内阁阁臣选拔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内阁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冰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选种育种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杂交水稻选育技术发展进步的原因，并简述其意义。
材料一 浮田和民（1859-1946）在《史学通论》中讨论史学的定义，引用了汉密尔顿、黑格尔等学者的观点。他给史学所下定义时说：“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历史之特质，在于其事实之变迁进化非孤单独立，而前后相连络也，在于其能生发事实也。”美国史学家汉密尔顿说：“历史者，记时间的连续次第之现象者也。”浮田氏认为“此说未当”，因为“历史不但记时间之现象，并记空间之现象也。”他还指出“亚细亚者，文明起源之地也”；“欧罗巴者，文明之发达地也。”“苟无亚，何有欧？今欧人忘却亚人之恩，而反讪谤亚人……此言也，无理甚矣”。
——摘编自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材料二 在20世纪20年代，有些人推行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用他们的话来讲，是要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里去。陈垣奋起抵制，他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用以批驳那些民族文化虚无的论调。陈垣提倡要奋起直追，发展中国的民族文化，把汉学中心从巴黎夺回北京，也得到曾大力主张西化的胡适、傅斯年的响应。抗日战争时期，陈垣更是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诸书，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高扬抗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军民的抗日斗志。
——摘编自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史学通论》体现的史学研究特点；结合材料一、二，归纳近代亚洲史学研究的共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垣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