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面是部分史料中关于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记载。
史料一 | 贞观初，唐太宗指出：“自隋季道消，天下沦丧，衣冠之族，疆场之人，或寄命诸戎，或见拘寇手。”。 |
史料二 |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突厥颉利部抄掠汾（治今山西汾阳市）、潞（治今山西长治市）二州，“取男女五千”。同年，唐朝从高丽索回隋军战俘1万余人，还有大量的战俘因已定居高丽而未返回。 |
史料三 | 开元后，唐军制发生变化，如幽州北榆关（今河北抚宁区东）的戍兵，便“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 |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
材料二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也是近代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可谓是典型的“种族大熔炉”。15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出现过四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第一波国际移民潮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扩张时期，移民主体为欧洲大陆的白种人；第二波国际移民潮在16—19世纪初的奴隶贸易时期，移民主体为非洲黑人；第三波国际移民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大移民”时期，移民主体为南欧的自由移民和少部分亚洲移民；第四波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向外移民时期，出现了“重返欧洲”或“重返亚洲”等“回流”现象。
——摘编自杜娟《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方法和路径——兼论亚裔移民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主要类型及其相似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拉丁美洲前三波大规模国际移民潮出现的国际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外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文化影响。
材料一 在唐代的政治体制中，三省六部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其在唐代政治发展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省六部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大唐盛世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且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三省六部在职权上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运行机制来看，三省是命令传达的部门，六部则是执行机构，职能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一方面，保证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温帅《唐代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路交通的便捷，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等都为宋代城乡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泽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三省六部制在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廉政教化十分重视，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以廉为本”，法家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时规定“凡为吏之道，必清洁正直”。宋朝吕本中撰写《官箴》，强调为官之法唯有清、慎、勤。二十四史中的《良吏传》《循吏传》《良能传》记述了许多良吏。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早就领悟到依靠法制遏制、处置腐败的重要性。如《大明律》规定，凡是发现官吏贪赃害民，百姓可以直接将其擒拿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这对官员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在防治腐败的制度中，最有意义的就是建立监察机构，西周时期就有御史执王宫例禁，纠察官吏风纪。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
——摘编自卢朝阳《中国古代的廉政建设》
材料二 中央苏区建立之后，个别干部受到官僚主义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存在贪污浪费行为。1931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建议成立监察委员会，“同混入党内的贪污分子……作斗争”。中共中央遂在党内设立监察委员会，在政府层面设立工农检察部，同时在基层设工农通讯员及群众法庭，鼓励群众检举并揭发腐败现象。为防止贪污及挪用公款，中央苏区还制定了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及审计制度。《红色中华》《红星》等党政报刊辟有专栏，专门报道腐败现象及不良行为。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惩。各级党政干部以身作则，在工作中廉洁奉公，生活上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与拥护。到1932年年底，政府的行政经费和伙食费支出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节余的资金全部用于支援前线战争。
——摘编自李悦《中央苏区时期廉政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智慧，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谈中国古代与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建设的历史启示。
汉代官僚集团结构的演变
材料 如表为汉高帝至武帝时期各类官僚所占的比率（单位：%）
| 高帝 | 惠吕 | 文帝 | 景帝 | 武帝 | |
| 军层① | 96 | 81 | 50 | 30 | 20 |
| 军吏② | 0 | 0 | 5 | 19 | 27 |
| 法吏 | 0 | 2 | 21 | 23 | 20 |
| 儒吏 | 0 | 0 | 0 | 0 | 11 |
| 士吏③ | 4 | 7 | 18 | 19 | 13 |
| 宗亲 | 0 | 9 | 5 | 9 | 9 |
注
①军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主要指汉初开国勋贵及其家属。
②军吏指非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军事官吏。
③士吏指通过军、法、儒以外的途径出仕任官者。
——摘编自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汉代官僚集团结构的演变”为主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除了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用于全家人的生活消费，农户不仅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1955年，仅棉纱、棉布、卷烟，麻袋这四种产品的减少，就使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4%。当时广大农村，高利贷者日益活跃，雇工剥削的现象逐年增长，租佃的农户不断增加，土地买卖日趋严重，新富农到处出现。如果让两极分化发展下去，广大贫下中农仍将逐步失去生产资料，走向贫困破产的深渊。1955年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作，而实践上一般地说也能做到初级社比互助组增产，高级社比初级社增产，因而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就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从而调动了他们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
——摘编自王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
材料一 “五四”，在历史意义上包含了两个层面或说两个阶段的历史。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由此揭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高张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义旗后，先进知识分子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契机成功策划并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我们说，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运动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作了思想铺垫和启蒙准备，同时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延伸和继续。
——摘编自张宝明《回眸五四：从“民族”与“民主”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大事记（部分）
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五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爱国大游行。此后，各地学生纷纷响应。
5月7日，上海各高校学生、群众团体及各商帮为力争青岛抵制日货，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
6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讲演，营救北京被捕学生。
6月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织公司、日华纺织公司、上海纺织公司等工厂工人为营救被捕学生，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举行罢工。上海商界宣告罢市，各商店门口贴有， “不诛国贼，誓不开市”标语。此后，各地、各行业工人、商人等罢工罢市、抵制日货斗争风起云涌。
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摘编自王承礼《五四时期大事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五四爱国运动的特点及取得成果的原因。
材料 乾隆初年，黄可润说：“南方番薯一项……今则浙之宁波、温、台皆是，盖人多米贵，此宜于沙地而耐旱，不用浇灌，一亩地可获千斤，食之最厚脾胃，故高山海泊无不种之，闽浙贫民以此为粮之半。”钱大昕在《鄞县志》中也提道：“番薯……今明越诸郡多于山中种之……大可为救荒之助。”温州府所属五县一厅，还培植了一些好品种。瑞安县大山中所产番薯“味尤嘉美”，乐清则又称番薯为“花荠、红荠”等。乾隆以后，大批棚民进入山区租山垦荒，促进了番薯的推广。相对说来，某些富庶的平原地区，像杭嘉湖一带，人们种植桑棉等传统经济作物，水稻的产量也很高，所以番薯的推广就晚得多。
——摘编自郭松义《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
根据材料围绕清朝初年“番薯引种”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阐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发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政府的主要防疫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五代时期，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再管地方民政。另外派去的则是文臣了，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这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附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称为帅、漕、宪、仓。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上交中央，地方更无存储。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唯宋朝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叛军的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的。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对地方的行政管理作出的调整。(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调整地方行政管理的影响。
材料 抗战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变化，新事新办也逐渐成为社会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1942年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规定了订婚和结婚都得双方自愿，禁止买卖婚姻，结婚需要在区级以上政府登记才有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女子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与教育上，完全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妇女的权益，注重对离婚妇女的保护。《晋冀鲁豫边区第九专区社会节约办法》专门对婚姻仪式做了规定：号召集体婚礼，结婚费以参加人数合计，每人至多不超过八元，布置费每对新人至多以五元为限。结婚仪式采用新式，禁止吹打，提倡以歌咏代之；婚礼场面也逐渐活泼，不再给人尊卑有序、封建的氛围。人们往往对新兴事物有很大的兴趣，新式婚礼的举办会吸引民众的关注，逐渐地对社会的风俗产生影响。
——摘编自李林芳《太行抗日根据地婚姻制度的变革探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改革婚姻制度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改革婚姻制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