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英国议会是国民的代议机关，拥有立法、组织、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权。从法律角度讲，英王是权力最大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其活动是属礼仪性的，只是形式上履行批准手续。英国首相本人首先是由选民选出的下议院议员，然后经本党议会党团选举成为政党的领袖，如果他领导的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就能被女王任命为首相，因此，政府首脑既控制内阁又控制议会。而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是多种角色的领袖——国家元首、党的领袖、武装部队总司令、政府首脑和主要的立法创始人。总统的产生是先由各选区选民选举“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出总统，总统选拔的政府人员，需由参议院批准，但总统所领导的党不一定在参众两院成为多数党。
——摘编自董海岭《浅议英美两国议会与政体的区别》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依据各地选举条例规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抗日与民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国民党人士，均享有同等的权利，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加各级权力机关参议会的选举，又都有被选为人民代表参议员和公职人员的权利。所有选民不受性别、职业、财产等限制，各级参议会名额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均以一定人口数为基础，即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相等。在陕甘宁边区，相比于土地革命时期，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一律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即自下而上，全部实行直接选举。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选举制度，使人民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参政热情，创造出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同时，影响与推动了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
——摘编自丁俊萍《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美两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区别。
(2)根据材料二，归纳抗日民主政权选举制度的主要特征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小生境”
“小生境”一词移植于生物学概念，指某种能够提供特定生物圈保护，避免物种遭受自 然选择压力的小环境。在技术创新的发展中也存在类似的小生境现象。初生的新技术通 常并不成熟而且脆弱，无法直接承受来自主流市场的竞争和选择，小生境则可以为新技术 提供庇护，成为培养创新技术早期发展的“孵化室”。
1756年，瓦特从伦敦学成精密仪器制作手艺.格拉斯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修理和制 造教学仪器的岗位。在与科学家们频繁的探讨和交流中，瓦特逐渐从一名仪器制作工匠成 长为掌握一定科学理论的工程师。1763至1764年间，瓦特完成了修好大学用于课程教学的蒸汽机模型的任务，同时他也发现了这个模型存在的问题。他准备设计一个全新原理的 蒸汽机，得到了炼钢厂主罗巴克的支持。1769年，第一台瓦特蒸汽机样机完工，并申请了 专利，获得14年的专利保护期。后来，瓦特与富商博尔顿合作，博尔顿拥有最新式的机器 和熟练的工人。1774年11月，瓦特的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性能大大超出当时已有的市场机 器。但此时其专利权只剩下8年时间，而要从新机器的销售中获得利润，还需巨额的投资 和长久的时间。有鉴于此，他们通过向政府提交请愿书，设法延长专利权期限。政府在 1775年5月颁布法令，将其专利权期限延长到1800年。从18世纪末起，瓦特蒸汽机终于在英国全面取代了水力发动机和钮科门蒸汽机。
——摘编自迟洪刚、徐飞《瓦特蒸汽机技术创新的社会视角分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小生境’”为题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公书判清明集》
(1)根据材料，分析该案中李三被判“免断一次”而“押归家”的原因。(2)概括材料中该案件处理体现出的当时社会治理的特点。
材料一 在唐代的政治体制中，三省六部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其在唐代政治发展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省六部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大唐盛世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且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三省六部在职权上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运行机制来看，三省是命令传达的部门，六部则是执行机构，职能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一方面，保证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温帅《唐代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路交通的便捷，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等都为宋代城乡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泽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三省六部制在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实践，已然成为秦汉以来统治者实现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有效途径。秦朝通过边疆区域移民方式，令华夷混居杂处，引导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汉朝根据边疆民族文化特点，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努力倡导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受到良好的效果。蜀汉诸葛亮针对夷人“征巫鬼，好诅盟”的风俗，亲作“图谱”以示尊重，目的是将儒家文化引向西南边疆民族区域。南北朝时期，北部边疆民族纷纷内迁，在风俗习惯上禁胡语、着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唐朝则把“和亲”“羁縻而治”文教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将唐朝的“声威”和“教化”传播到遥远边疆民族区域。清代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的“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俗重教的治边文教措施。
——摘编自程妮娜《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苏联开始以行政命令在少数民族中强制推行俄语学习，这样的语言政策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强制的语言政策下，到1989年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中已有68.4%的人掌握俄语，但少数民族语言的实用领域也相应地萎缩，排挤、歧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一直存在。以语言的同化抹杀民族差别、实现融合的政策尽管得以强制施行，但在实际上引发了少数民族成员的抗拒心理。同时，斯大林极力抬高俄罗斯民族，将其称为“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并公开在历史、文化方面贬抑其他民族。这种意识形体的宣传，从短期来看，主体民族的优越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情感，加重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对抗心理。从长远来看，滋长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力，为苏维埃联盟的稳定埋下了祸患。
——摘编自王东波《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统治者为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采取的政策，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误，并思考其对我国今天处理民族关系有何启示。
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影响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城市布局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布局特点。
材料一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从有利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肯定了君主专制统治存在的合理性，他曾论述道：“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并认为“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因而，国家的兴衰存亡、长治久安，就系于君王一身，正所谓“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否耳”“天下之治在陛下”。
——摘编自梁安和《贾谊论君吏士民》
材料二 唐甄（1630—1704年），清初进步思想家，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亦人也”，讽刺说：“人君之尊，其犹土神乎？”“虽为君主，一匹夫耳。”甚至认为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所谓“君”也只是一个独夫而已。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维护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唐甄把它比作毒害人民的药石，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的学说。
——摘编自赵宗正《唐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贾谊和唐甄对君主统治的看法。(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种看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