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杨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帝览而嘉之，（开皇三年）于是遂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州县之下）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十五年，罢州县乡官（周、齐以来地方官员自辟之僚属）。

——摘编自《隋书•百官志》等

材料二   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开始行政改革，裁汰书吏、差役，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推出中央新官制。其中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均保留不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又出台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并宣布该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对于此次清廷的行政改革，当时舆论大失所望，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而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1907年春夏间）。

——摘编自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1941年11月，以党外人士李鼎铭为代表的11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中共中央对这一倡议非常重视。于12月17日，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要求各地整顿各级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紧缩机构人员编制。”根据这一指示，边区政府、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简政，调整合并行政机构，减少工作人员。以太行区为例，全区军政人员减少6万。1943年后太行区由于精简，每月可节约公粮7000石，节约经费60万元。当年征收的公粮比1941年减少近1／3。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地由此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套立体监察机制，主要包括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行政监督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区、村镇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区、村镇监察委员会职责是监察区、村镇的财政，向区、村镇居民纠举行政官员的违法渎职行为，区、村镇民大会可依法罢免渎职官员。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由各级参议会对各级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参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依法享有选举、罢免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级法院院长，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制定法规等职权。群众监督，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主要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等方式进行。为了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作用，还成立了乡村民代会负责选举、罢免区长、弹劾行政人员、审查区公所开支和督促检查区所对区民代表会议之执行事项。

——摘编自《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注重对于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重视通过道德教化，培育官员的家国情怀，激发官员的浩然正气；通过法律规范，规制机构的职责程序，约束官吏的行为举止，从而取得了良好效果。历代王朝所实施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中，道德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德治”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弘扬、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官吏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道德规范所涉及社会关系比重，道德治理的社会覆盖面以及实施效果，都充分展示了“德治”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摘编自朱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

材料二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各解放区也开始逐渐连成一片。根据地民众通过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基础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要建构的新的政权结构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摘编自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材料一   秦汉时期，地方官员政绩被制成计薄，上报中央。御史参与审核计薄，考核结果是官员赏罚的依据。隋唐时期，尚书省吏部主管考课，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将道德考课与具体事务的考课有机结合起来。宋代由审官员和考课院负责，沿袭唐朝的考课标准，还制定了专门的《元丰考课令》《考课法》等考课法规。明代考课由吏部会同都察院主持，依据《大明律》《考察通例》等进行。清代以“四格八法”为标准，分为对京官的京察和对外官的外察两种，考满法为一年一考，三年为满，以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或降、调。

——据朱伟华、徐璋著《中国古代职官考课制度特点初探》

材料二   1938年，毛泽东要求“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1941年9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指示：“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唯一的或第一的标准。”党的七大将这些标准加以系统概括。

——据孙秀民《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及其启示》

材料一   孝廉“重行谊，择德行”，为孝子廉吏的简称，对文墨技艺不太重视。西汉“孝廉”分为：“孝以选民，廉以察吏”，以后趋于统一。东汉逐渐成为常年设立的科目。贤良属于特科，由皇帝不定时下诏举荐，多举“习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通于人事之始终”“敦厚有行，义能直言极谏”之士。西汉“茂才”属特科，光武中兴后成为常设科目，寻求“可为将相及使绝国”之奇才、“异能”者。异科专门选拔各种特殊人才，如勇猛知兵法者、有“道术”者、明经典法令法规者、擅长民政理财治水者。

——摘编自赖华明《汉代察举制的内容及其功过》

材料二   《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贡荐）者曰生徒，由州县（贡荐）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生徒”和“乡贡”两类考试，经常举行，谓之“常科”；“制举”考试，谓之“特科”。最初“生徒”“乡贡”并行，后来“乡贡”亦多由学校取解（选送），渐合“生徒”“乡贡”为一、自由竞试，无须觅举（贡荐），“荐举考试”过渡到“自由考试”。“常科”的主管机关属于尚书省的礼部。其最常选的科类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中又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盛。

——摘编自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一   西方监察专员制度始于1809年，是一个由宪法或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或国会决定的、由一个独立的高级官员负责的办事机构。监察专员制度的主要目标是改进公共行政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后因保护人权、反腐败等需要，监察专员逐渐向地方政府、国际组织、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大学扩展。监察专员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监察专资采取非司法方式解决行政机关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行政争端；二是监察专员通过约束政府权力，弥补司法系统对行政权约束的不足；三是监察专员通过为普通公民提供及时救济，保护公民的相关权利。监察专员制度逐渐与各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合流，成为各国加强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西方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二   洪武十五年，明朝在中央设都察院，后升为正二品衙门，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于一身。为了监察中央六部的活动，还创立了六科给事中，并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明朝监察制采取“以卑临高”的制约机制，赋予监察文武百官的大权，有事可以直除天子。监察官的选拔非常严格，非进士不能录用，使监察官的职位显得十分尊崇，升迁也非常快。明朝的监察制度具有动态机制，采取定期与临时相互交替的巡按方式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

明代监察制度只赋予监察官“弹劾权”，对贪官的惩治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喜怒，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衰败，最终沦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党同伐异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澄清吏治的制衡作用。在明世宗嘉靖至明神宗万历的近百年间，无论是监察官还是被监察的廷臣，都高举着效忠皇上与反腐败的大旗，相互攻讦，形成了东林、齐、楚、浙四党交恶和内阁、吏部与言官三足鼎立的局面。

——摘《制度不是万能的——杂谈朱无璋反腐败和明朝的监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