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地方志的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编纂地方志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降临，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体，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徐徐展开。一批思想敏锐、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旧的思想牢笼中突围出来，向西方学习（后来扩展到俄国），接纳民主思想，并进行改造、消化和重构，以此启蒙民众，并为社会转型指引方向。
这些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严复、胡适、中国民主同盟等中间党派的人士在内，基本属于启蒙主义的民主范畴。第二类，如梁启超的立宪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基本属于民族民主主义。第三类，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三种类型的区分，体现了各自的特点，不过都是中国社会的产物，都有着改造中国社会的抱负。
这些民主思想，引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百余年的艰苦卓绝斗争，最终获得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改编自陈先初《晚近中国民主话语的多维构建和历史演进》
评析材料中有关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观点（任一点或整体）。（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 A．标志着学堂选官制度正式设立 | B．促进了科举制的正式废除 |
| C．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成果 | D．标志着文官考试制度的确立 |
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评析战国秦汉时期农牧业分界线的变动。“六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成为儒家的经典。后来《乐》经失传。汉代，“五经”流传，并出现了对“五经”的注释、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称为经学。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被认为是经学确立的标志，“五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此后，儒学的发展便采取了经学的形态。
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唐太宗时，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经学至此虽归一统，但长期以来墨守成规，僵化缺乏生命力，明显呈现出衰颓趋势。唐末及五代时期儒家的道德信念逐渐丧失。宋代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四书做注，“四书”之名确立。明初沿元之制，尊奉程朱理学，编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用于科举取士。
——摘编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等
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经学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 近代理性主义最初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以及牛顿力学的演算，使理性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政治理性主义者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分析、计算、逻辑推理的技术运用于政治领域，使这种追求确定性和功利性的科学方法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了绝对的地位。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同宗教神学斗争的过程中，政治逐渐从宗教的控制中摆脱了出来。此时，还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家，比如伏尔泰提出的自然权利论，指出自然赋予人们自由和平等,所有的权利属于人民也被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理性主义逐渐丧失了理性原有的怀疑性，转而追寻一种纯之又纯的确定性。近代政治领域所崇尚的理性主义更多是对理性的“形式”、“逻辑演绎”的空前追求，将人类的政治程序化、简单机械化、标准化、量化。
——摘编自赵恩烯《政治理性主义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1)根据材料，归纳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诉求，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理性主义”发展的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政治理性主义”。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财政状况很不理想。北洋政府欠各国款项及利息叠加致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借款来缓解财务紧张状况，因此出现了旧债加新债的财政局面。中国的盐税主权因偿付外债的需要而步步丧失。加之历史上盐税征收很重，盐税及附加税截留不断增加，这些都成为实施盐税改革的社会条件。因此改革盐务机构、颁布新《盐法》、统一盐税税率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虽然新《盐法》看起来具有改革精神，但直到抗战前期，也没有确定具体实施的日期，最终流于一纸空文。
——摘编自纪秋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盐税改革评析》
(1)根据材料，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盐税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盐税改革。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援助”的变化趋势并进行评析。
材料一 经济活动完全在计划指导下运作，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完全按计划调配，市场、价值规律等经济杠杆几乎不发生作用，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是经济活动的实际操作者而非监护人。国家通过制订规划和实行规划掌握经济的全部命脉，其规划不仅涉及到发展全局，而且具体到各级生产部门乃至生产单位，计划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每一个细胞中。
——摘编自钱乘旦《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
材料二 “经济计划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对协调和稳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通过采购订货和刺激消费……，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和扩大；同时通过国内干预和国际联合，调整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政策，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客观上不仅有利于扩大国内外市场，而且有助于提供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快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进程。
——摘编自梅宪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苏联计划机制运行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机制形成的原因。
（2）有西方学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化”的到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日益趋同。据材料二概括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上述观点。
材料一 二战后初期，日本吉田茂政权在政治上始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10月，中苏两国在对日关系的联合宣言中传递了力图实现同日本邦交正常化的信息，日本以与自由主义阵营各国强化关系是日本最为迫切的外交课题为理由，拒绝了中国和苏联的请求。日本外相冈崎胜男访问台湾时，表明日本政府既然和台湾当局建立了正式关系，就不能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摘编自张文彬《日本对华政策1952-1972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材料二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在军事和防务政策上强调法国的独立性，十分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动对华关系。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希望通过中法关系的突破，来推动中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交，成为西方大国中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法国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讨论，影响了后来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摘编自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20世纪50年代日本、法国对华政策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使中日、中法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的相同因素及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