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材料一   唐初君臣非常注重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以隋为鉴，安宁国人”。唐高祖李渊主张礼教与刑罚并用，《唐律疏议》序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一语。唐太宗主张“国家法令，维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他还“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唐太宗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魏征总结道：“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材料二   唐初基本形成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中唐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大的立法活动，以因循旧法为主，但随着政治生态每况愈下，奸吏选出，法纪逐渐败坏。白居易以《论刑法之弊》上书皇帝阐明主张，他感叹道：“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白居易认为“盖刑者，君子行之，则诚信而简易，简易则人安；小人习之，则诈伪而滋彰，滋彰则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他还建议皇帝“高其科重其吏”。

——摘编自顾钩《白居易的“法治”观》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材料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大事年表

——摘编自【日】浅田实《东印度公司》等

材料一   伦敦居民死于天花的比例从1771—1780年的每年5‰以上，下降到1801—1810年的2‰，到1831—1835年，则下降到0．83‰。

——摘编自T．H．马歇尔《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问题：争议现状评述》

材料二   由二等面粉制成的重8磅11盎司的面包，价格为1先令的时候，每个贫穷和勤劳的人为了他自己的生计，或由他本人或其家庭的劳动提供，或者从济贫税中补助，每周必须得到3先令的生活费；供养他的妻子及家庭每个其他成员需要1先令6便士。

……

以此类推，按面包价格涨落为依据来确定他们的生活费，（即是说），以1先令为基数，在1先令以上，面包每涨1便士，对每个穷人本人来说得3便士，对其家庭每个其他成员来说得1便士。

——摘编自济贫决议(1795年)

材料三   英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化

——摘编自D．V．格拉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和人口运动》

材料战争结束时，德国还控制着将近800万名强迫劳工，他们来自欧洲各地，被掳掠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里工作。仅仅在德国西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就照料和遣返了超过650万名难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苏联、波兰、法国，此外还有许多人来自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捷克。相当比例的难民是妇女和孩子。德国境内的数百万名德裔难民，让德国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据估计，到1945年初，德国境内大约有480万名国内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德国南部和东部，他们都是为了躲避轰炸而逃出城市的；此外还有400万名德裔难民，他们来自第三帝国的东部征服地区，因为惧怕苏联红军追击而逃回国内。再加上将近27.5万名英美战俘，德国境内至少就有高达1700万名难民。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数字，其他历史学家给出的估计数字比这还要高得多。有研究表明，战争期间的欧洲大陆，总共有超过4000万人被强迫迁徙。

——摘编自[英]基思·罗威《野蛮的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材料一   《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据《宋书》记载：“及至（东晋）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于是（宋公刘裕）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据《隋书》《宋书》等整理

材料二   “侨置郡县”的建立给南方的郡县制度、行政区划和户籍带来极大的混乱，因此东晋南朝政府以整顿户籍、搜括人口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土断”先后实施了十次。侨户“土断”后皆入白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并且从“土断”注籍到正式课租，给予新附侨户一定的优复期限。其中桓温和刘裕在实施“土断”后，国家都出现“财阜国丰”的局面，刘裕“土断”的成功和王、谢为首大族的衰颓密切相关。……东晋南朝虽屡经“土断”，仍然是“弥山满海，皆是私役”。

——摘编自曹文柱《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

8 . 下表为明代医学家孙一奎生平一览表,对此理解最为合理的是（       ）

材料   1916年，主张废除中医的领袖人物余云岫（余岩）撰著《灵素商兑》，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其后又持续著文力倡西医学、力主废除中医。思想文化界包括梁启超、梁漱溟等，在反思与批判传统文化时，也都对中医理论及中医实践中的庸医与迷信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批判。

深研中医的文化学者杜亚泉著文回应，主张中西医相互借鉴，以中华文明融汇外来文明。中医名家如陆士谔、陆渊雷、杨则民等，开始持续著书立说，回应挑战，主张发挥中医药优势，实现中西医药并存。

——摘编自张可荣李艳飞《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的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