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之前，在伊斯兰医学里，砂糖经常被用作一味药。十七世纪中期以后，砂糖的价值和用途都发生了改变。砂糖以前只是极少数上层人士的调味料、药品或礼仪用品，后来，砂糖成了普通的食品，也有了更多的用途。英国人将加糖红茶和咖啡发展为社交媒介，后来砂糖又成了平民的早餐，并被称为热量之源。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实业家都想方设法掌握砂糖的生产，并控制其流通渠道。加勒比海原本只是欧洲人探宝和开发矿藏的场所，到了十七世纪，甘蔗种植传播到加勒比海，遍布原始森林和岩石的岛上开辟了广阔的种植园，种上了甘蔗。在种植园模式下，大部分种植园只栽培一种作物，这种作物往往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上用于买卖的商品。加勒比海地区在很长时期内只种植甘蔗，棉花种植量也很小，连粮食都要进口。
图1 图2
——据（日）川北稔著赵可译《一粒砂糖里的世界》等
(1)指出近代以来砂糖的功用发生的变化，并概括变化的原因。(2)以加勒比海的“砂糖革命”为例，评析加勒比海地区在当时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根据材料，概括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改造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治政府对士族阶层的改造。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指出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洪亮吉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波浪式离心运动，即汉民族人口由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呈现波浪式推进的特点；二是北进南退运动，即北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居住的黄河流域推进，并迫使汉民族人口大规模南迁。在中央政权强盛，人民较长时间享受政治安定的条件下，大致以前者为主；在连年战乱或几个政权对峙、鼎立的情形下，则以后者为主。这两种人口迁移运动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南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等
从材料中选取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表述成文）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民族政策的特点并指出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3)根据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新时代我国民族政策的看法。
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90年代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
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科举改革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科举改革的主张。
材料一中国古代部分思想家的人口思想
| 思想家（时期） | 人口思想 |
| 孔子（春秋） | 提出“庶、富、教”的思想，认为治国只考虑人口众多还不够，还必须使百姓富裕、有教养。 |
| 管仲（春秋） | 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鼓励生育的主张；注意到劳动者素质水平的高低是土地增产的主要因素。 |
| 马端临（南宋） | 强调了人口质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认为国家的强盛与否，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上的多寡，还取决于人口素质（质量）的高低。 |
——整理自段塔丽《中国古代人口质量观初探》
材料二雍正年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彻底中止了传统的人头税，此举使人口的发展失去了最核心的制约因素。1741年，中国人口数为一亿四千多万，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人口已达四亿以上。人口的高速膨胀，给社会和生态造成巨大压力，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均耕地的减少。乾隆后期人均耕地降至2亩多，嘉道以后降至2亩左右，咸丰元年（1851年）降至1.74亩。由于人口无节制的增长，迫使人们向土地索取更多的生存资料，在扩大耕地面积、引进高产作物等经济活动中，人们对土地资源采取了掠夺性的使用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对当时和以后的生态环境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摘编自陈友兴《中国古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三位思想家人口思想的相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中后期人口膨胀的现象。
材料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有两项任务： 一是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二是与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随后，中苏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强大助力。
——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摘编自左凤荣《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斯大—苏联模式的否定》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析。
(2)据材料二，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 颜元（1635-1740），字易直，河北博野人。生长在一个基层小吏和农民家庭。二十四岁读陆王语录，颇为倾心，在接触程、朱的思想后，便抛弃了陆王心学，改宗程朱理学。养祖母兵卒，颜元为其守孝，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使其对程朱“礼法”也产生了怀疑。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颜元，亲身见证了新旧政权更迭下社会的失序与百姓的艰难，他逐渐认识到，重要的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寻找真理，追求“成圣”，而是努力做好“愚夫愚妇”，重力行、讲实用，坚卓自砺。中年以后，颜元不仅对原有的那套传统礼仪伦常规范展开严厉批判，而且积极以“圣贤”的形象和姿态重构儒家思想在庶民生活中的世俗效应。
颜元是“肤浅”的思想者，若以原创性与深刻性为标准，势必要将他们排除在思想史的论述之外，而有些被后人认为极其精彩的言论（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却难以具止变为当时公众的日常？
——据《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推动颜元思想转向的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颜元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