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过战国、秦至两汉，作为差别性行为规范的礼，逐渐与公允性行为规则的法交融渗透，以至合流。礼法合流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一，两汉建立以后，需要一种统一的学说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纳全国民众的思想行为于一轨。其二，儒家以礼、德、仁政、爱人为其学说的支撑点。法家以一断于法，君主独治，术势并重为其学说的特征。外儒佯宽，内法实猛，外儒内法就是宽猛相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三，儒家讲尊尊，旨在确立君主、皇帝的最高权威。法家不仅同样讲尊尊，而且是极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在维护君臣上下长幼的等级制度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摘编自张晋藩著《薪火集：中国法制史学通论》

材料二唐初统治者着眼于王朝的长治久安，逐步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指导原则。《唐律疏议》就标榜其以礼作为指导思想，礼的核心－三纲五常便成为唐律的立法根据。凡是违背礼仪规定的，都要严加惩处。如《唐律·名例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列为“十恶”的“不孝”重罪，加以严惩。长孙无忌等人注疏唐律，往往直接引证于礼。如《名例律》疏解“大不敬”罪曰：“礼者，敬之本； 敬者，礼之舆。”

——摘编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三版）》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材料一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人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该律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指导思想，凡12篇。首篇《名例律》规定了“谋反”、“谋叛”、“谋大逆”、“不孝”、“不睦”等“十恶”重罪，还规定了“议亲”（皇亲国戚）、“议贵”（高级官员）等“八议”行为，同罪异罚。其余各篇涉及到卫禁、职制、户婚、贼盗、诈伪、斗讼、断狱等各方面的法律规定。《唐律疏议》以其内容的系统性规范性及高超的立法技术，成为中国封建法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也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阎步克《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宪政在中国从思想传播到付诸行动，可以看成是一场制度和文化的移植过程。这场移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为开端，经过了制度改良和制度变革，最终没有带来启蒙者和改良者以及革命者所共同企盼的宪政制度。

——徐蓉蓉《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历史省思》

材料三   新中国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以后，1975年全面修改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78年宪法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内容也不能适应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1979年初，中央开始酝酿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八二宪法”），其后不同阶段，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宪法又进行了五次修改。

——黄宇菲《百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