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材料一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两种类型的院校。1919年后德国颁布一系列诸如《职业教育法》、《联邦德国职业学校总协定》的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完备详细。“双元制”为学生提供很多进入企业实践的机会，在生产实践的一线平台学习，既能及时消化课堂知识，又能快速发现和掌握新的学问。2003年，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中企业投入103亿欧元，国家投入56亿欧元，企业占72%。

——摘编自吴建国《中外高等职业教育法治化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还没有系统化，没有广覆盖，配套性地方法律法规少。虽然国家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是低于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以学科本位或者知识本位为主，知识与现实工作联系不紧密。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投入的比例，几乎都在11%~13%之间徘徊，远低于国际上25%的比例标准。当前我国财政性经费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摘编自孙希《中外高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对比分析》等

材料   1848年，英国的伦敦、牛津和剑桥3所大学在举办足球比赛时，制定了剑桥规则，对足球运动作了最初的界定，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

1857年，英国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家足球俱乐部一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它是世界公认的最早成立并参与现代足球赛事的球队，也是英国有记录证明的最古老的球会。

1863年，11家伦敦足球俱乐部和学院的代表召开会议，制定规则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一英格兰足球协会。

1885年，英国首创了职业足球俱乐部，随后欧洲各国先后成立了职业足球俱乐部。

1886年，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4个足协发起成立国际足球理事会。

1888年，历史上第一个足球联赛一英格兰足球联赛诞生。

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在法国巴黎成立。根据章程规定，英格兰足协制定的规则成为国际足球联合会成员国共同遵守的规则。

1905年，英格兰足协宣布承认并要求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随后相继仿效。

1912年，阿根廷足协成为第一个加入国际足联的非欧洲会员协会。

1930年，国际足联创办了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世界杯赛。

——摘编自刘志书主编《高校足球教程》等

材料一     史料一：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形成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英、俄、奥、普、法五强共治欧洲的均势格局。由八个国家全权代表签署的最后议定书和一系列附件，在规范国与国关系和行为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多边外交文件。

史料二：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宣告成立。但是，美国因本国国会反对竟未能加入它所推动建立的国联，苏联因西方国家敌视而长期被拒之门外，德国、日本因图谋发动战争而退出国联，导致一战后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一重要多边外交舞台代表性、权威性严重不足。此外，由于国联缺乏强制执行机制，实际上也不可能承担阻止国际纠纷和制裁侵略的任务，更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史料三：1945年10月，联合国宣告成立，国际社会有了一个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威性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政府间多边组织。与此同时，由联合国衍生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等先后宣告成立，在恢复战后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材料二     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多边外交日益活跃。国际组织数量庞大，专业功能突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在调节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期间，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增加到近60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由初创时的12个扩大到20多个；东亚经济论坛、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名目繁多的多边外交机制让人目不暇接。1996年在曼谷诞生的亚欧会议，反映了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新趋势以及地区新兴集团力量的上升。然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置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法于不顾，恣意破坏规则、竭力保障自己在多边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权益。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于洪君《世界多边外交的回顾与思考（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