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宋朝行政体制中，向有“州郡为本，县为末”的理念。北宋徽宗以后，县赋税负担沉重，士人多不愿出任县令之职。南宋与金对峙过程中，众将领兼领地方诸路财权，分割朝廷在地方的财利，逐渐形成地方财政分权的严峻局面。南宋绍兴六年（1136），宋高宗下诏选浙西十四县、浙东九县、江东八县、江西四县、福建四县和湖南一县，合称“四十大邑”。四十大邑的知县多由政事堂直接任命，并给予其州通判的待遇。以此为契机，政府明文规定“不任县令不除（担任）监察御史”“初改（提升）官人必作令（县令），谓之须入”，并禁止在县一级增税。此后，县级行政逐步作为南宋官僚群体施展抱负的晋阶之地。秦汉以来以郡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状况逐渐改变。

——据吴业国《南宋“四十大邑”考论》

材料一   北宋初的宰相制度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日益减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另一方面，由于职权的转移，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

——摘编自刘志华《论宋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

材料二   元昊在祖、父两代留下来的政权建设的规模上，立官制，定服饰，造文字，制礼乐，办学校，建宫苑，在汉人张元、吴昊、张陟等人的协助下，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蕃学，曰汉学。”1039年，西夏又增设尚书省，以尚书令“总理庶务”，改宋24司为16司，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行政管理体系。除大体仿照汉官制外，西夏还部分保留了原来的“蕃官”体系，如宁令（大王）、谟宁令（诸王）、祖儒（大首领）等官称。这样，西夏的统治机构就被划分为蕃汉有别的两个系统。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