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国地方行政制度有何重大变化。这对秦国加强统治有何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原因。
2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二：安抚司……掌一路兵民之事……
都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凡吏蠹民莫，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
提点刑狱使……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
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皆总其政令，仍专举刺官吏之事。
——《宋史》卷一六七《辞官志》
材料三：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曾在八天之内平均每天批阅奏章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他深感“人主以一人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材料四：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省揽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服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在唐初，一道旨意主要包含了哪些部门官员的意见，试评述此举的意义？
（2）据材料二可知，宋代“路”的常设有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依据所学知识并结合材料，分析宋代地方管理机构的特点。
（3）材料三中提到的大量奏章送达皇宫的原因是什么？明成祖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4）结合四段材料，简述我国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特点、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分别是什么？
材料一
材料二 “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宋太祖）把宰相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三人。还用（州县）设立通判的办法，（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次官，使政务由宰相、参知政事等几个人一起讨论，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宋代，宰相与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
除此以外，还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政，其长官叫枢密使，地位与宰相相等。执政与枢密院合称为二府。另外，还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掌管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三司”担任。它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和宰相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唐代所谓“总领一切事务”的宰相的权力， 完全被分割，只剩下一部分权力，许多大小军国事务都由皇帝直接处理，君主独载体制正式形成。”
——（日）竺莎雅章著，方建新译：《宋太祖与宋太宗》
(1)根据材料一、二，与唐代相比，宋代宰相的地位和职权有什么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措施。
材料一 宋神宗曾说：“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不足以尽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宋代的“祖宗之法”作为根本性的治国原则，本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己定，物有其常”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上充分运用了制衡原则，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各自行使独立职权，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权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同时，“祖宗之法”也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强敌当前收武将兵权的问题等，无不与宋代遵循“祖宗之法”的立国之策有密切联系。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共理”“共治”，本质是通过士大夫、借士大夫的能力来治理天下。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帝王手中，朝政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这种状况在11世纪前期的北宋发生了深刻转变。
宋代士人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秉持“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使君不陷于非义，父不入于非道。君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权臣乎！父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他人乎”的原则，认为“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士大夫以“公议”“天道”为旗帜，作为制约君主的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宋太祖曾对臣僚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君臣双方共同承认的原则——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政治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它对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