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被欧美学者称为“内藤假说”。“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其核心主张是，从唐到北宋是一个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体制的过程。所谓君主独裁，就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并通过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来展现这种权力。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迄今仍有很多历史学者将唐朝的三省制视作较为合理的官僚制度，但内藤将其理解为贵族制度，即体现了贵族力量和君权的妥协，按照皇帝意旨由中书省写下来的诏书，门下省有权审阅、驳议，因此门下省就代表了贵族的意志。

——摘编自陆扬《唐宋变革论错在哪？》

材料二   由中国学者王瑞来提出的“宋元变革论”，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其核心主张是，宋元大变革使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最近最直接的基础是南宋和元代。……南宋政府的多次发行的纸币会子已成为社会主要支付手段，在“钱褚并用”的基础上，贵金属称量货币白银也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依托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历来的“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在南宋终于彻底转向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宋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过去中国的状况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靠近了现代的我们。”

——摘编自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材料一在地方管理方面，（北宋）初设诸路转运使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为“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主管军事、治安，合称“四监司”。他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一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一   下图分别是唐、宋长江中下游政区示意图

唐代                                                                        宋代

材料二   宋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在制度设计方面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目的性国家对工具性国家的要求，即动员内部力量以应对国家间生存竞争；另一个是纠正汉唐帝国的政制缺陷，完善工具性国家。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壮大经济资源问题，并着力于提高资源的汲取能力等。就后者而言，主要是在制度上解决基本制度中的缺陷。

——摘编自刘守刚编纂《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一   近代以来，国人痛感国力不强，备受外族欺凌，类比历史，才使关于宋朝“积贫积弱”的看法逐渐定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促使学界更改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城外也一样。二战以后，西方学术界反思传统的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看法，开始调整以往关于中国文明长期停滞不变之说，渐次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国文明“传统内变迁”说，进而到70年代的中古“经济革命”说。

——李华瑞《宋代经济：历史观察的时代背景》

材料二   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曲折的过程。早在公元前5世纪初，我国即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在世界上最先建立了封建国家。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特别是在两宋统治的300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

——漆侠《宋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