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枢机构

材料一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唐朝中枢机构以三省为核心，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遇有军国大事，于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来决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皇帝的一切诏、敕、制书，均需在政事堂会议研究讨论，然后决定是否颁布，而且下颁的诏枚需要宰相副署，并盖上“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否则就是违制，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就可以不执行。

——摘编自《中国历代官制》

材料三   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门下）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七《官制总序》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

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