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旧历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经历了两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在苏联以“中国通”见称的社会经济学史学家 Wittfogel，谈到中国中古历史阶段时，特别强调“二千年官吏与农民的国家”这句话……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像是专门为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中，仿佛都与专制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现象》

材料   从中唐开始，藩镇和一些势力较大的州郡常常以种种借口和手段，截留应该上缴中央政府的赋税，久而久之，形成了财政上的“留使"”“留州”制度。到了五代时，藩镇节度使甚至直接派自己的亲信武将管理场（征收赋税的场所）务，赋税大权落入节度使手中。

赵匡胤发布诏令求各州除留下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贡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要全部奉送到京，不得无故截留。同时，赵匡胤还以中央支付给大藩“公使钱”为条件，废除了“留使”“留州”制度，收回了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此后，赵匡胤还在中央设立了分管财政的三司，设三司使和三司副使，总管各地贡赋和中央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些措施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稳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河洛税史寻幽：北宋立国行新制中央“集财”国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