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山田、圩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区域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团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一“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和“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开封城的街道互相连通成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各类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罗锦匹帛铺”“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亵华的招商旅馆等。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交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此外还有三干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   北宋都城汴京最繁荣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州桥东的相国寺一带等。潘楼街一带是金融中心。金银交易的发达和交子、会子等货币的发达,正说明了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相国寺位于城市繁华区,正在汴河北岸,交通便利,因而形成大的交易市场。城内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

——摘编自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

材料二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兴起,至两宋而大盛,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城市发展的新起点,即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汇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便赋予它们新的城市行政身份。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有19个镇。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