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材料二 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立市舶司，南宋在广州、泉州和明州设置市舶司。市舶条法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及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确立了海上贸易领域国家与商人的共利分利机制……宋代市舶收入首次具有了财政意义，是陆上贸易所未曾有的。北宋前期，市舶收入在30-80万婚;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每年平均收入约为110万婚，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达到200万婚。史载，北宋境外“朝贡诸蕃”共42国，其中海路入宋者有30国，约占7300;南宋时，北方和西北诸国都与宋朝断绝了朝贡关系，保持朝贡关系的全部是海上诸国。……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鼓励中外商人贸易的政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则是更基本的推动因素。
—摘编自黄纯艳《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体现的理学思想，并分析宋代书院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对外贸易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多个维度分析“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确立”的成因。
材料一 汉代是儒家与中国政治结盟的开端。叔孙通制订朝仪，使刘邦感受到了作为君主的威仪和贵盛，认识到儒学作为君主专制维护工具的重要性，从而扩大了儒学在汉初的影响；与此同时，儒家经典系统也在进行有机的调整，在“受命”“改制”等观念的影响下，儒家的经典——特别是《春秋》——被儒生塑造为“为汉制法”。……汉武帝之后，董仲舒建立起新儒学体系，试图以儒家的观念来改变汉初以来奉行的黄老道学，提出“独尊儒术”来确立儒家思想主导性，以“五经博士”来取代秦以来的成分复杂的博士制度。……这样，经典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依赖关系被重构。
——干春松：《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
材料二 宋代新儒学不仅对先秦儒学作出了“创新转化”，重建了儒家信仰，更重建了儒家“新经典”。朱熹的思想在13世纪后便已传入东亚周边各国，从而使原本属于地方性知识的“四书学”在东亚世界获得了普遍性意义，成为东亚儒学的重要思想财富。改革开放之后，宋明理学也开始得到客观评价与进一步重视。
——吴震《宋代新儒学：思想与经典的重建》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汉代儒家是如何与政治结盟的？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对儒学进行创新发展的表现。并概括宋明理学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何积极影响？
材料一 宋代农村经济较以前虽有所提高，但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等广大地区，既不知积肥施肥，也没有水利灌溉工程。荆湖南路的西岸地区，“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其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在许多地区，“百家为村，有食者不过数家，贫破之人十常八九”。另外，宋政府财政吃紧，急于敛财，往往拿商人开刀，特别是活动在农村的中小商人，更成为其苛敛的对象。
——摘编自全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等
材料二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开始进行农业建设运动。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大力倡导下，国民政府裁废苛捐杂税5200多种。面对灾荒，政府用“灾民之壮者”修路、垦殖，并十分重视灾后的防治。1934年，行政院设计《农村合作社章程》，推动农民之间的合作，规定“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品运销，悉以合作社为指导，并改进之。”通过该运动，加强了政府通盘筹划的能力。
——摘编自王军《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建设研究》等
材料三 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农民的探索与地方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与相互推动中开始的，粮食等农产品的爆炸式增长，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心，最终形成全国性政策。1984年邓小平考察江苏，当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他看到了乡村振兴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希望，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萧冬连《从计划到市场：突破如何成为可能》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
（2）根据材料二，概括国民政府农业建设运动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背景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