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材料二   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立市舶司，南宋在广州、泉州和明州设置市舶司。市舶条法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及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确立了海上贸易领域国家与商人的共利分利机制……宋代市舶收入首次具有了财政意义，是陆上贸易所未曾有的。北宋前期，市舶收入在30-80万婚;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每年平均收入约为110万婚，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达到200万婚。史载，北宋境外“朝贡诸蕃”共42国，其中海路入宋者有30国，约占7300;南宋时，北方和西北诸国都与宋朝断绝了朝贡关系，保持朝贡关系的全部是海上诸国。……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鼓励中外商人贸易的政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则是更基本的推动因素。

—摘编自黄纯艳《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材料一   正如《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之于英国、《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之于美国的意义一样，为了达到“公信”于欧洲和世界并确立自己经济基础的目的，当然也有为了区别于所谓“旧制度”的考量，法国需要一部体系化的法典来“公示”自己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于是，1804年，这部法典应运而生了。

—摘自毛皓强《试论法典编幕进路中的“进步一扩张”倾向—以“拿破仑法典”战争为例》

材料二   1806年，马克思的故乡普鲁士莱茵兰地区，成为拿破仑治下莱茵邦联的一部分。为了有效地控制莱茵兰地区，拿破仑推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使当地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这无疑为马克思提供了观察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关注点从政治转向经济，开始关注经济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

—摘编自冯英子《拿破仑对莱茵兰地区的统治与马克思思想的萌发》

材料三 近代欧洲战争赔款模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转型分前后两个时段(1618-1800年和1800-1918年)。前一时段以获得经济赔偿为目的，赔款主要由战败国的王室承担，多以真金白银的现金形式为主，主要包括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英荷战争《威斯敏斯特和约》(1674年)等规定的赔款。拿破仑战争后期的第二次《巴黎和约》(1815年)、普法战争《法兰克福和约》(1871年)及一战德国赔款主要是战胜国将巨额赔款作为政治制裁手段，而战败国则以金融手段还款，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战胜国根据政治目的放弃或少要赔款的情况……首先，战争赔款给一些人带来巨大利益，但是加剧了国民负担;其次，19世纪后，由于政府管理走向专业化，使战争赔款对战胜国的益处远不如前，欧洲战争赔款的经济意义减弱，政治影响增强，索要战争赔款成为对待敌国的一种惩罚;最后，近代欧洲战争赔款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激化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复仇意识。

—摘编自贾浩《近代欧洲战争赔款的转型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