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

宋初虽然沿袭旧朝，设立了三省机构，但它们却并无实权，仅仅作为一种象征，而以他官判省事，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使宰相职权。在制度建设上，宋代统治者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助手，对宰相构成了一定牵制：建立枢密院、三司、审官院等机构，将军队调动、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从宰相手中夺走；此外，还有台谏官员对宰相一言一行进行监视，防止宰相之间出现政治小集团，威胁皇帝的统治。

——摘编自李正中、李景盛《宋代宰相制度的变化》

材料二

宋代城市中日益庞大的手工业者、店员、小商贩、商人、妓寮、艺人等等，已是一股强有力的重要力量。他们在经济活动的同时，要求符合他们口味的娱乐活动。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蓬勃发展，展示的大多是城市市民的生活画面，描绘的也大多是市井风情、男女爱情等世俗生活。话本《碾玉观音》中，王府丫鬟秀秀和碾玉匠崔宁，几经磨难，走到一起，开了一个碾玉铺，过着自食其力、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们不期望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也不像农民广置田地，厚积家财。这种开玉铺自食其力的生活，更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

材料三

“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表 宋代江南地区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变动情况表（单位：户、人）

——摘编自武建国、张锦鹏《宋代江南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利用与流动分析》

材料二据统计，从清朝乾隆六年（1741 年）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一百年间，人口从1.4亿增长到4.1亿，增加了187．8％。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趋于解体，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失业和半失业的过剩人口，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社会危机。

面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曾提出如能采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地力，“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薛福成主张与巴西、墨西哥等国签订合同，订立协议，“许其招纳华工”。孙中山指出，一方面，“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份，麇聚之贫民无所操作”，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另一方面，西北和蒙古地区，都是“土旷人稀，急待开发”；还有“中国现时应裁之兵，数过百万，生齿之众需地以养”。所以他提出“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1918年出版的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认为“今日之中国不能以民众为可恃，而应当力求国民品质与能力之增高”。

——李永芳《中国近代人口管理思想述论》

材料三

——张雅丽《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材料一   宋代，一个以拥有土地为特征的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发展壮大起来，这些人经济地位提高，物质生活优裕，对文化的要求高......由于土地制度的变化，宋元时期的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提高了。

材料二   宋元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从《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这时期城市繁荣的梗概。它使宋元社会的许多方面增加了新因素。

材料一   北宋都城汴京最繁荣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州桥东的相国寺一带等。潘楼街一带是金融中心。金银交易的发达和交子、会子等货币的发达,正说明了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相国寺位于城市繁华区,正在汴河北岸,交通便利,因而形成大的交易市场。城内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

——摘编自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

材料二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兴起,至两宋而大盛,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城市发展的新起点,即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汇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便赋予它们新的城市行政身份。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有19个镇。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科举制度在宋代有了重大的发展，宋太祖确立殿试制度，加在省试之上，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使科举及第者直接成为“天子门生”，进一步摧毁考官和考生之间的座主、门生关系。针对唐科举门资取士的弊病，逐步取消资格限制，贯彻“取士不问家世”的原则。设置考试新章法，如考生搜身制、考官隔离制、试卷糊名、抄录制。科场文体从侧重“诗赋”代之以“经义”“策论”。

——摘编自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材料三   “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来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荣期。宋朝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墨菲《亚洲史》

我国古代南北方人口统计

——摘自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一 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得益于此时丰厚的文化积累，在沉积和发酵了两千多年后，内部的压力已经足够大，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

——摘编自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一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要》

史料一　

——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

史料二　宋神宗元丰时,与往古极盛之时相较,“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几至数十百倍”,遂致“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东南诸郡,饶实繁盛”。

——摘编自《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