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宋代除了当时最著名的都城汴京，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据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宋代城市坊市的格局已经打破，不再像唐代那样商业区和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市经营时间也大大放开。除了大城市外，宋代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草市和镇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式。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盛，不仅超越前朝而且也为后世所不及。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一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2000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3000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摘编自李硕《翦商》

材料二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时，似乎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代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一 宋初（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山田、圩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区域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团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一“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和“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开封城的街道互相连通成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各类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罗锦匹帛铺”“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亵华的招商旅馆等。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交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此外还有三干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一   宋朝时上流社会中流行射类、蹴鞠、棋类、水上活动、角力、田径、武术、节令游戏以及百戏等体育活动。《宋史》中记载，上流社会对体育礼仪的规定非常严格，如打球包括了鼓乐、服饰、仪式等等诸多程序和规矩，礼法森严。朱熹提出“修建射圈，提倡习射；效法孔孟，尊崇六艺以及登山郊游，导引调息”的体育思想。民间也兴起各类体育活动，并出现大量专业的体育“社”，如打球社、齐云社、角抵社、锦标社、锦体社、英略社等。宋代《齐云社规》记载蹴鞠有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都城开封街市店铺甚至还专门出售一种儿童秋千，设计精巧，深受百姓喜爱。城市里也出现一些新的娱乐场所，将文艺表演和休闲体育结合起来，吸引大量的市民来休闲娱乐。

——摘编自周丛改《宋代体育的繁荣及其成因》

材料二   在忧患严重的不利情况下，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宋代的经济，国内外学者认为发生了所谓的“绿色革命”、“商业革命” 、“货币革命”、“城市革命”、“信息革命”、“科技革命”等。虽然称“革命”并不合适，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突出进步。

——摘编自邓小南《宋朝的再认识》

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一   北宋都城汴京最繁荣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州桥东的相国寺一带等。潘楼街一带是金融中心。金银交易的发达和交子、会子等货币的发达,正说明了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相国寺位于城市繁华区,正在汴河北岸,交通便利,因而形成大的交易市场。城内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

——摘编自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

材料二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兴起,至两宋而大盛,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城市发展的新起点,即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汇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便赋予它们新的城市行政身份。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有19个镇。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广州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宋立国后率先在此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稍后不久，又在两浙路置司；咸平二年，则于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泉州市舶司迟至元裕二年设立。宋人赵汝适在泉州亲自“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在其《诸蕃志》中列出了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名称超过了六十个。元丰年间，宋政府为保障入港商船的安全及防备走私，开始执行“望舶之制”，专门在广州、泉州等港设置了望检司。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在市舶司净利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59万缗，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宋代海外贸易的范围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确为汉唐所未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家，它借助海外贸易这一个充满巨大经济利益的平台，吸引着国内外的经济要素不断进入近海区域，参与到近海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为近海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进出口贸易有了较大增长。从1877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性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1978—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5%。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总体逆差，逆差累计额达381亿美元；90年代（除93年外）基本为顺差，顺差额为486.5亿美元。90年代到我国入世前，我国对225个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等制度，在出口方面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玉琴等《中国对外开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