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商人的来源广泛，除世代经商者外，还有许多农民、官僚子弟、宗室子弟，甚至僧尼。许多人是在从事本业的情况下兼营商业的，如手工业者往往同时从事手工业与商业两种职业。富商大贾多出自两浙、江东等富庶地区，这些地区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商人的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富商“累千金之得，求田问舍”，有的富商培养子弟“读书为士人”。小商贩改换职业的现象也很多。
材料二 宋代商人的构成异于前代，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社会阶层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宋代“取士不问家世”，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科举，以至于“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大小官僚竞相经商，或与商人联姻，谋利、求吉的心态被社会普遍接受，人们的商品价值观念增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罗朝霞《宋代商贾阶层的构成及其社会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宋代商人构成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商人构成的影响。
材料一 商业性农业是宋代农业生产中重要的新发展，也是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商业化与专业户的增加促进了宋代工商业的兴盛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宋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海外贸易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其中，宋人在造船、指南针、印刷术等方面的成就，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前提。北宋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长期为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控制。中原宋王朝与这些北方民族矛盾尖锐，争战不已，使西北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编减，宋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因而海外贸易受到高度重视。
——摘编自高莹《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初探》
材料二从专门记录海外情况的著作《请蕃图》《岭外代答》等书中可以看出，宋代进出口贸易规模大、物品种类多，王公贵族与寻常百姓都成为舶来品的消费者。《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初年通过海道进口的货物有400余种。这些舶来品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区。宋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修订了中国这早的一部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为后代所继承。
——摘编自高红清《国际化的宋代与海上丝绸之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
材料一 市舶司（使）是唐、宋、元、明时期在对外贸易港口设立的办事机构。唐代采取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对蕃商优礼相待，“常加存问”，对输入的蕃货“不得重加率税”，十分注意政治影响。宋代市舶司基本沿袭唐制，但较唐代略为完善，其管理职能较近代海关更广。元代仍沿用唐宋旧制，但管理制度更为周密，制定并完善了包括市舶原则、征收关税、市舶刑罚以及从事官营海外贸易等一系列制度。明朝初期，朝廷把发展海外贸易限制在贡舶范围内，对海外诸国朝贡的货物不予征税。随“贡品”带来的贸易货物实行高价收买的“给价收买”制度，这对财政产生了不利影响。明武宗正德年间，朝廷实行抽分制；到隆庆时期，已默允私人下海贸易，海外贸易兴旺。
——摘编自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
材料二 五口通商后，清政府在各口岸设立贸易管理官员。但因海关官员经常勾结外商贪污受贿及对近代外贸知识和税务知识的缺乏，海关税收制度混乱不堪。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上海海关关税一度出现英、美、法三国领事“越俎代庖”自征自税的局面。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主张建立新海关制度，由“警醒”的“外国分子和中国官员联合起来”共同管理海关。1854年，英、美、法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上海海关组织协定》，由三国领事馆各出一名人员联合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海关事务，大清帝国的关税管理权从此逐步落入外人之手。
——摘编自蒋清宏《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海关长期由来自英、美等国的外国人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称为外籍税务司制度。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海关总署，统一掌管全国一切海关事宜，结束了洋人控制海关的历史。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海关实行以高关税为特征的贸易统制政策，强调“进严出宽”，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1956年，中国实现了贸易顺差。
——摘编自娄万锁《中国海关治理七十年：历程、经验及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市舶制度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建立新海关制度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海关制度演变的认识。
材料一 宋太宗雍熙年间对海外贸易征税的措施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宋代市舶征税的基本标准就是粗色和细色。细色是名贵香料、宝石等奢侈品，粗色是纺织品、木材、药材、食品等价格较为低廉的日用品。……宋元时期是对舶货进行物抽分，如日用品、选购品、特殊品和奢侈品等；并按照货物的数量按比例抽分，如宋太宗雍熙年间市舶征税的标准是“十先征其一”，“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
——摘编自贾洁蕊《中国古代市舶征税向海关税的变迁及其财政意义》
材料二 明王朝所处之14世纪至17世纪，正是世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隆庆帝即位后，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教训，“隆庆改元（1567），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与此相适应，向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征税的制度渐趋完善。
据《东西洋考·饷税考》记载，当时的税收种类有：（一）引税。海商出海贸易，首先要到督饷馆领取文引，这就要交纳引税，实际上就是许可证税。这种税出自船主。起初每引税银3两，后来将原额提高一倍。（二）水饷。这是一种船税，按船的大小向船商征收。往贩西洋的船只宽1丈6尺以上者，征银5两。这实际上是征收的一种出口税。（三）陆饷。这实际上是商品进口税。商船回港后，按船上货物多少计值征税，“以货多寡，计值征输。”例如，万历十七年（1589）每百斤胡椒征银2钱5分。
——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关税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宋元到明朝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宋代的经济，国内外学者认为发生了所谓的“绿色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信息革命”、“科技革命”等。虽然称“革命”并不合适，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突出进步。
——摘编自邓小南《宋朝的再认识》
材料三 明中叶以后，粮食、棉布、生丝、食盐、烟草、瓷器等都成为主要的商品。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苏、杭是丝织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商业大城市有三十余个。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民间大小交易多用银，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四 洋务运动期间文化教育重要措施
| 时间 | 事件 |
| 咸丰十一年（1861年） | 设立同文馆，是为中国新学的开始 |
| 同治二年（1863年） |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
| 同治四年 |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
| 同治十一年 | 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
| 光绪十一年 |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秦始皇和汉武帝将思想“归于统一”的主要举措。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任选两个所谓的宋代“革命”进行举例说明。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洋务派文化教育举措的看法。
材料一宋代政府派出使臣往东南亚诸国去“勾招进奉”,博买物货，打造海船，大力发展与当地的贸易。据《宋史》所载，当时进口的海外物品中，主要有香料、犀、琥珀、乌满、苏木等物。上述物品中的大多数为东南亚地区所产。宋代向海外出口的物品以瓷器、丝织品和铜钱为大宗，而这三大宗产品中，很多是输向东南亚地区的。三佛齐、占城等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阁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因此，宋代政府与东南亚诸国结成和平友好关系，推动了海外贸易的繁荣。
——摘编自卢苇《宋代海外贸易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等
材料二明朝中期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形式已由私人帆船贸易占据了主导，朝贡贸易基本停止。国内沿海地区的居民凭借着物美价廉的商品、辛勤的劳动立足于东南亚地区，并以和平自愿的方式同当地各族人民开展经贸活动。中国运出去的是丝织品、瓷器等，换回的是中国缺少和急需的白银及中国人民喜爱的东南亚特产，这些物品的输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每年中国商船满载货物到东南亚的贸易口岸，由当地华侨、华人以最短的时间将货物卖给西方商贾和其他亚洲商人，同时购买中国所需的他国货物。西方商人和其他亚洲商人也在当地大量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这些物品后被大量转运到欧洲市场和拉丁美洲市场。总之，中国同东南亚地区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助于缓解明朝廷的财政困难。
——摘编自郭立珍《明清时期中国同东南亚地区贸易发展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南亚地区在宋代航海贸易中的地位及宋代航海贸易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代相比，明代和东南亚地区航海贸易的主要特点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材料一 入宋以后，各种商业气象扑面而来：近代城市坊市合一、沿街设店的风貌形成于北宋中叶；乡村地区草市、墟集数量激增的第一个浪潮出现于宋代；交换手段的便利化即纸币的使用和贵金属白银货币化起源于宋代；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区间市场联系的加强亦在宋代；更不要说海外贸易的第一波大潮出现于宋代。
——摘编自葛金芳《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海上丝路勃兴》
材料二 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崛起，到得到官方认可与自上而下合流的历程，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大规模推向全国。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具有自由银的本质，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朝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丧失。市场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调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引领整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
——摘编自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经济发展呈现的新气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白银货币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市民体育兴起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和欧洲市民体育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光是元朔五、六年间对句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的建设，……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当四十万钱，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作礼物……于是武帝实行币制的彻底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严禁各地方政府铸钱。
——一
——摘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川蜀用铁钱，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则交子之创始者，实为蜀中豪商至天圣初因交子铺信用失坠，不能如数兑现，寇碱乃奏请封闭。封闭后商业骤行凋敝，后特设国营交子务，由国家发行，流通区域限于川蜀。神宗熙宁间，交子发行已扩展及于河东及陕西至徽宗时，交子改名曰“钱引”。……因旧日所发行之交子价值日落（因西夏用兵，借川蜀交子以助边费，交子发行逾原定额二十倍，故价值大落），欲以新名救济之也然未几钱引之价亦日落（因滥发故）。概北宋之纸币制，至徽宗时已大坏。
——摘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下）》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币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交子的特点及影响。
(3)结合材料一、二，谈谈你对古代中国币制改革的认识。
材料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居住在太湖流域等南方江河湖泊交叉之地的农民把围田、筑塘、开浦、疏江四项工程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采用双季稻、稻麦连作等方式，使粮食生产“亩收信种”；桑、麻、棉、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海产资源的开发，使农副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丝织、棉织、冶铁、制瓷等行业，因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等地制瓷工艺追求的釉色和质地之美，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冶铁业开始大量使用煤炭，“以冶铁作器，犀利胜常云”。日益细密的手工业分工、活跃的商品经济促使同类的手工业作坊联合起来成立行会；行会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技术，努力缩小行内的竞争和互相帮助，保证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南方盐、茶、银、铜为主的税收，在工商税收中占很大比重；为增加政府税收，两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南方的广州、明州、泉州、杭州、扬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市舶司主要官员负责到外国引客商或贩货回国，市舶司官员每增收100万两税额，就升官一级；援引这项制度，海商无论本人是否在职，均按这个标准奖赏。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从事经商活动；不少官僚经商，工商子弟进入仕途。入宋以后，出现大批出生于南方的政治人物，如苏州人范仲淹、抚州人王安石、吉州永丰人欧阳修等著名政治家，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及成为政治中坚，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中南方比重的增强。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