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洛阳的商业繁华仅次于长安。除了长安和洛阳外，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县,还自然形成了“草市”。中唐以后，有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
材料二：宋代一些实力强大的富商大贾不断参与到土地买卖中来,成为新兴土地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在生产关系上，租佃关系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中，其中经济的因素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推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钱锋《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并结合所示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并结合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一 在唐代的政治体制中，三省六部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其在唐代政治发展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省六部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大唐盛世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且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三省六部在职权上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运行机制来看，三省是命令传达的部门，六部则是执行机构，职能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一方面，保证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温帅《唐代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路交通的便捷，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等都为宋代城乡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泽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三省六部制在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场司，在熙河设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川蜀茶叶、交易番区马匹事宜。……川陕甘一带人口稠密、村镇密布，有大道，有捷径，道路呈网状分布。官府在四川至熙河道路的沿途“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或差发厢兵，或招募苦力，充当脚夫运输茶叶。同时官府以盐引之法鼓励川商参与茶运。通过茶马贸易昔日以军政用途为主的唐蕃古道蜕变为商贸繁荣的茶马古道。
——摘编自张洁《茶马古道线路兴替：基于官办茶马贸易的考查》
材料二 明初，政府在“以茶驭番”方针指导下，从茶叶的产销到马匹的交易管理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体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封建官营体制内难以克服的弊端，茶马贸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于是弘治三年，明廷出台“召商中茶”政策，“令陕西巡抚布政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之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允许商人参与茶马贸易活动。
——摘编自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北宋发展茶马贸易的主要措施。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采取这些措施的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相比，明代茶马贸易有何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变化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中国的茶马贸易。
材料一 11至12世纪，中国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在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
| 概述 | 举例 | |
| 文学 | 文学上“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文以载道”被提出，渗透着强烈的淑世精神 | 如“羌管弄睛，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等宋词兴起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 经学 | 士风新变，疑经、新解，层出不穷，从章句训诂转向发明义理，返回到先秦的经典著作里探寻儒学思想的源头，所关注多为蒙养教育、族规家范、为官之道、佐天子而理国政等 | 范仲淹据《易经》作《上执政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 |
| 史学 | 史学评论高潮形成，道德原则成为史家品评的终极标准。官修到私撰转变，着力研究区域专门史，并更多强调“正统论” | 司马迁《资治通鉴》客观选择史料，考辨真伪，秉持“顺之则昌，叛之则亡”的道德之上原则 |
——摘编自【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材料二 宋代形成了“内省”“精致”的“宋型文化”，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并从实际渗透到整个国家，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知识在旧的基础上发生了新变化，这本身又称为传统的一部分，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
——摘编自张晓淮《两宋文化转型的新诠释—读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文化转型的主要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结合材料一及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二观点的理解。
材料一
——据吴慧《从商税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等
材料二 下表为宋真宗天禧年间代表性年份的财政收支状况
| 天禧五年（1021年）财政收支表 | ||||
| 品类 | 收入 | 支出 | 单位 | 单价（文/X） |
| 钱 | 2981 | 2974 | 万贯 | 770 |
| 粮（五谷） | 2983 | 3458 | 万石 | 400 |
| 绢 | l151 | 4268 | 万匹 | 1000 |
| 布 | 306 | 130 | 万匹 | 200 |
| 草 | 3000 | 3458 | 万束 | 20 |
| 丝棉 | 2316 | 2013 | 万两 | 75 |
| 财政收入 | 财政支出 | 单位 | 盈余 | |
| 汇总 | 6408 | 10633 | 万贯 | —4225 |
——据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真宗天禧年间政府财政税收所呈现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真宗天禧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呈现上述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中世纪西欧由于城乡之间没有形成贡赋关系，城市不能向农民征收税赋，城市最初的粮食需求只能来自周边农民的销售。大约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迅速发展，乡村专门化的粮食生产吸引了专职商人参与，国内粮食贸易很快发展起来，但远距离收购的粮食不能在城内直接售卖，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销售。伴随着粮食供应带来的巨大商机，庄园开始扩大粮食生产，专门出售剩余谷物，成为城镇最直接的“农业腹地”。为保证市民生活需求，城市当局往往对粮食市场实行严格管制，不允许市民下乡收购粮食、购买园基超过其需求能力的粮食等，并设立以市长为首的“巡回法庭”商讨价格、检验各类商品，维护城市粮食市场的有效秩序。尽管如此，城市粮食的供应依然非常紧张，这也使得城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非常紧密，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而改变了周边农村传统的农业结构。
材料二 与西欧相比，中国古代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主要通过官府调拨，如南宋都城临安“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券、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但“细民之食，皆需之铺家”。与西欧不同，中国农村的粮食不一定直接卖给附近的城镇，而是由商人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等地粜米。宋代以后，地主的地租粮自食比例较少，相当部分作为商品粮直接运往城镇或急需地点销售。地主居于市镇中，既从事农业经营，又进行商品生产，当粮价低贱时，地主则大肆收购，反之则出售粮食，从中获取厚利，因此地主富室深刻影响了市场粮食价格。为保障粮食供应，官府往往采用设置官仓等间接手段平抑粮价，而较少使用行政或强迫手段干预其它经营者。正是由于中国城市的生存无须单独依靠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关系比较松懈，没有建立起来直接的经济联系，因而城市不可能推动农村发生转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丰斋《比较中西方古代城市的粮食供应》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西欧与中国城市粮食供应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西欧和中国城市粮食供应差异造成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夜市起源于汉代，兴于唐代。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治安，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一年之中除上元三日市场可通宵达旦，其余时间都要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实行宵禁制度时，夜间的活动多为上层贵族、官僚阶级和部分文人在豪邸中进行的宴饮活动，市民阶级的活动较少，到晚唐五代时期，宵禁制度有所松弛，由原本的里坊制度转变为坊市制度，出现专门的草市、夜市，丰富了下层民众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孙黎《我国夜市发展综述》
材料二 宋代夜市日臻成熟，宋朝定期、定点集市夜市、节日夜市遍布全国城乡。北宋首都开封，南宋行在临安（杭州）都是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南宋临安的夜市与东京开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主要街区都有夜市，店铺林立。朱雀门外尤以“州桥夜市”与“马行街夜市”两处较大，东大街也是“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即便是禁地皇宫，周围也有酒楼、店铺。时半夜酒楼作乐喧嚣声甚至传入皇宫内。商品交易、娱乐、服务性场所或机构有很多，其中在夜间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酒楼、茶肆、邸店（客店）、塌坊（仓库）、瓦舍（瓦子）。经营项目多是餐饮、住宿、百货等。
——摘编自李华瑞《古代夜市，为何宋朝最兴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夜市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夜市的主要变化，并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与中南半岛、大食诸国、高丽、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高丽和日本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宋代进出口货物有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宋代出口货物种类也很复杂，据日本学者统计，仅日本进口的“唐物”就达41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等5个市舶司。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政府正式修订《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到千人以上。据推断，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此时既有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定居，也有宋朝海商、水手“住蕃”的现象。
——摘编自曹中原、刘常青《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二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占领泉州之后，元世祖即命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任用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行省中书左丞，主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次年，元世祖又令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招徕海外各国贸易。元代进口舶货数量和品种都超过前代，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舶货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海外贸易更加繁荣，舶货进口量剧增。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由四明（又名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市舶物货高达224种，比元代前期翻了三番。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元代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沈自强《元代海外贸易体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南方各割据政权一般却比较稳定，战争较少，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五代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当时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南方人口已经是北方的两倍。这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劳动人民为躲避战火大批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绍兴和议”以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使南方社会经济继续获得发展。1159到1179年，南宋全国丁口从1684万增加到2950多万，20年间丁口增加了近3/4。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显著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自唐朝安史之乱时候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最进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两宋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
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各类耕地的开垦；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除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到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南北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2)依据材料，探究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