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的商品经济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国家的商业政策不得不作出调整。宋朝早在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就“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征商则例及创收”，政府对于非法扰商者还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脏重者，徒一年。”政府通商惠工的政策措施鼓励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经商人数增多，征税范围扩大，国家税源也随之增加，因此国家虽有明令减免商税，但税额反而增加。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然开始很早，但只限于官方贸易。到宋代，除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商人向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把丝绸远销海外，古代南亚、东南亚各地人民都喜欢穿中国丝绸制成的筒裙……日本出现了仿制“唐绫”（中国丝绸）而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纺织法。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一   宋朝商品货币经济非常发达，与这一时期商贸政策的多元化是密切相关的。伦理范畴内的“贱商”观念虽仍然存在，但经济领域的“重商"也不得不行，故这时期的商人即使身穿布衣，在大多数时间内仍能积极经营。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在明清时，……封建官府的政治垄断性，也影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封建官府推行各种商业经济制度，并强迫商人遵循。他们为了垄断食盐、茶叶等专卖商品的市场交易，经常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专卖制度，禁止民间商人的自由经商活动：为了控制垄断市场，他们建立牙行制度，强迫规定民间商人的交易活动必须通过牙行这一中介进行：为了征收关税，稽查商货建立了榷关，强制规定商品的贩运路线。封建官府的政治垄断性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商业积极性。

——赵广举《浅论明清重农抑商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材料一   《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是世界上最严整的体现“礼制”的城市规划制度。同时代的《管子》也提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用水而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

——摘编自汪德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

材料二   尽管在宋代以后，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袭封闭性政治中心的传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模式长盛不衰。如明清的江南，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精细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与功能》

材料一   宋代， 买卖田宅必须经过“立契”的法定程序，凡加盖官印的称为“红契”，表示官府确认，不加官印的称为“白契”。宋朝法律规定，盗种公私田者，要受到笞刑或徒刑的处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散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好一些。宋代，典卖土地、房屋的现象成为普遍现象，被法律所承认并形成制度。

——摘编自《宋代的租佃制和典卖制》

材料二 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等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有50多个国家，南宋商人到达的国家也有20多个。输出的商品以瓷器和各类丝织品为主，品种多达300多种，其海外贸易之繁荣前所未有。宋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制订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为后代所继承。《梦粱录》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

材料一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准许）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元）脱脱等《宋史》

材料二   宋代已出现装载数量数十万石的大海船，瓷器、丝绸与东南亚直至欧洲都有交易。据考证：近海有2000—3000艘沉船，以宋元时期居多。宋代是一个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朝代，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北宋都城开封商业区“市”和居民区“坊”已没有界限，到北宋中期，开封的街市变迁完成了从坊外店肆到坊墙开门侵街店肆再到夹街店肆的演变过程，市内到处设有晓市、鬼市、晚市和夜市，全城店铺林立。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

材料一   自春秋战国至唐代，国家和政府设市于都邑之中，市处于城中特定位置，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开。设有市师、肆师、质人等分掌市内各项事务。《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材料二   西汉中叶，中国商人渡海到达印度半岛，购置当地奇珍。到了唐代，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广州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高宗绍兴初，年收入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三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唐朝雕版印刷始兴，长安、洛阳、江南、四川等地成为印刷业活跃的中心。除了寺院刻印佛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已经出现了一批以印卖历书、诗文为业的手工业者。宋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刻印儒家经典著作，又遍刻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政府还编印了四部大型类书以及佛、道藏经典。民间印刷十分活跃，形成了汴京、杭州、福建、四川、江西等几个印刷业较集中的地区。私人刻书以诗文集最多，还有字书、小学等民间所需用及士子应举所需要的读物。其他印刷品有称为“交子”、“会子”的大量纸币，作为运销交易凭证的“茶盐引”及民间的印契、版画等。雕版技艺更为精良，书籍的印刷质量达到历史高峰。明清时期官、私印刷活动兴盛，仍以雕版印刷为主，雕版套印技术不断成熟，刻书的种类和数量更加多种多样。

——摘编自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一上台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政治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地主经济机制，这就势必要求科学技术来适应其各种各样的需要。著名的“三大发明”，就是为宋代在广阔地域上组成强大、统一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宋代农民和工匠所受封建国家赋税剥削虽较前加重，但他们获得了比以前要安定得多的生产环境，这种环境极有利于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使宋代科技的发展获得了较稳固的社会基础。宋朝不仅有意识地扶持并大力发展诸如制图、医药、军械及火药制造等科技项目，而且常常集中财力、物力和科技人才攻克重要的科技项目。如苏颂领导的水运仪象台的研制，掌禹锡领导的医书的编纂，都是典型的例子。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科技史求索》

材料三   历史总是向前进步的，中国古代的不同朝代，都在继承前朝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进步。唐宋之间的变化之所以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就是因为变化的幅度比较大，变化的层面比较多，但这些变化和差别都不是质的变化而只是量的差别。严格地说，这种变化只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性变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不是什么“近世”的变革。

——李建《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

材料一   汉代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商人的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并远伸到西亚乃至欧洲。……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陆路丝绸之路除沿袭汉魏时的南路、北路外又增加新路，并出现了登州、扬州、明州等著名港口，唐朝在广州首次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当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航海技术的改进，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皇帝之所以能颁布禁海令，仅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体制结构和向外拓展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