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碰碰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教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来，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往往于要冲设镇，派遣心腹主持镇务，插手地方政治，从事商业经营。两宋之时，既裁撤旧镇，也建置新镇：盖因诸镇“人烟繁盛”“居民不雷数千家”，镇的主要官员由镇将逐渐变为监镇、巡检等。监镇负总责，巡检管治安，还有专门的监酒、监盐等掌税收。熙宁四年（1071），神宗下诏，“勾画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地图”
——据于云汉《宋代“镇”的废与置》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镇在宋代的变化，并指出其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相比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的封闭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屡禁不止。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摘编自张春兰《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城市管理的变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迁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城市化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谈谈你对城市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 “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摘编自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4世纪后，欧洲人口缓慢地恢复到原先的水平，然后开始增长，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贸易及制造业发展迅速。城市的规模愈发扩大，商人们也变得愈发富有。在每个国家，商人阶级都变得重要起来……1350年至1450年间，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丹麦、瑞典和匈牙利的统治者纷纷加强君主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减少封建贵族和教会权力机构的土地。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卡斯带利亚和阿拉贡，1469年因女王伊莎贝拉和国王费迪南联姻而统一，至此现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初步形成。
——摘编自（美）约翰·梅里受《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恩格斯
材料二 针对有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则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的情况，当代学者阎步克认为，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变异性。期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400多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总体上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备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形态演进角度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内涵，用材料中恩格斯观点的角度简述这次“社会大变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材料中关于宋代社会的其中一种观点，并从经济角度给予说明。
茶，一片东方树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材料一：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中有中国茶具和茶叶。品茶从此成为英国宫廷的时尚。16世纪初，葡萄牙人带到欧洲的第一批中国瓷器花瓶引起了欧洲人的浓厚兴趣，各国的君主和达官显贵纷纷用黄金购买，并收藏起来。如图1所示，为1575年左右意大利佛罗伦萨根据中国瓷器样品制作的“软胎”油-醋瓶和1690年左右荷兰生产的装饰有中国图案的茶叶瓶。如图2所示，是法国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于1866年创作的绘画作品《在安托尼妈妈的旅店》，它展现了民众饮茶的场面。
图1 |
图2 |
——摘编自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年11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下来的专利《一种冷水冲泡型茶叶加工设备与工艺》，进一步提升“冷泡茶”工艺，成为“热泡清茶”品饮方式的补充，丰富了茶饮体验。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以来茶马贸易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茶文化”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茶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茶”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材料一 潘楼街……南通一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新封丘门……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摘编自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材料三 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地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两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摘编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四 清雍正帝说：“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也……惟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为贵。”
——摘编自《苏州府风俗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归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
(3)根据材料四，指出清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经济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10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碰碰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教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来，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往往于要冲设镇，派遣心腹主持镇务，插手地方政治，从事商业经营。两宋之时，既裁撤旧镇，也建置新镇；盖因诸镇“人烟繁盛”“居民不啻数千家”，镇的主要官员由镇将逐渐变为监镇、巡检等。监镇负总责，巡检管治安，还有专门的监酒、监盐等掌税收。熙宁四年（1071年），神宗下诏，“勾画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地图”。
——据于云汉《宋代“镇”的废与置》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镇在宋代的变化。
材料一 先秦三代所建造城邑不但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不同城邑在规模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宗法性政治权力，《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同时中央政权还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加以制约。如周代重农，以为本业，商业受到严格管控。但当某一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或撤销，城市人口集聚或消散又会推动城市工商业乃至区域经济的繁荣或衰退。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序列中首都是最为重要的城市。其庞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农产品补给。西周的洛邑和秦汉的关中平原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带，汉代以后受经济变动和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矛盾的影响，但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经隋炀、元两朝的开辟和修整，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南北物资大规模运输因而通畅。极大地缓解了隋唐以来首都物资的供应紧张情况，而且亦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在行政中心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了以扬州、临清、天津等为代表的大运河城市。
——据鲍成志《区域经济变迁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这种供求关系变化直接推动了全国的跨区域长途贸易。与大运河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漕运有明显不同，沿江、沿海新出现的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型城市更多地服务于民间商品流通。清代康熙朝以后，以海路运输为主的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出现大的发展，沿海流通枢纽城市也随之大量兴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内陆性特征。
——据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归纳先秦三代中国行政中心城市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首都选址的因素。并分析隋元两朝开辟和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新变化。
材料一：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二：宋代诗词与商业变革
类别 | 宋词中商业词汇 | 数目 |
商人 | 商贾、商客、贾客、贾人，商贩、贾贩、贩夫、贩妇，行商、坐贾、南商、北贾，富商、富贾、巨贾、巨商、估客，牙人、牙侩，胡贾、蛮贾、蛮商、贾胡、商胡，海商、海贾等 | 400项 |
集市 | 坊市、河市、水市、山市、村市、草市、墟市，早市、晚市、夜市，鱼市、酒市、药市、蚕市、花市、灯市等 | 400余项 |
酒家 | 酒家、酒楼、酒店、酒旗、酒帘等 | 近600项 |
贸易 | 商舶、商船、商旅，榷场、互市，铁钱、楮币（交子），关征、征榷等 | 300余项 |
高频词 | 商、市、卖、买、典、钱、征等 | 多至数千项 |
| 鬻、贩、货、店、楮、币、赊等 | 数百项 | |
| 贸、榷、税、赁等 | 数十项 |
材料三：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海禁政策相比明初实行时更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严行海禁并废除了市舶司，这使得番商失去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大兴走私贸易。海商也逐渐转为了海盗，“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齐民也”。福建巡抚谭纶奏称：“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凡也，大抓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若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中央政府中也有很多同谭纶持相同观点的大臣，明朝上层最终开始考虑更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1567年，明穆宗宣布在福建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隆庆开海”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朝廷也越来越重视海澄舶税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是除了维持稳定海疆以外的又一重要好处。因此，明朝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海澄舶税的制度，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将税收分类并固定下来，这为中国开启海洋贸易国际化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础。
——摘编自薛振威《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思想变革——以隆庆开海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商业变革”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隆庆开海”的背景，并简述“隆庆开海”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