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材料一   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宋王朝在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在法令上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经营海外贸易，东南沿海民众兴起经营海外贸易的风潮。宋朝同时还积极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实行多项激励海外商人贸易的举措。在经济重心南移、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巨大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实现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的转移。中国古代对外贸易自此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外贸税收成为宋朝国库的重要财源。

——摘编自黄纯艳《“交相生养”——宋朝经济繁荣胜于前代的原因》

材料二   “明朝初期，东南沿海倭寇日益猖獗。明太祖担心流亡海上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统治，下令实行海禁。”海禁除政治考量外，还涉及“互市”“外贸”等硬性政策规定。从经济内生增长逻辑看，制度专断，市场受抑，民众非自由流动，是不利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同时政策缺乏弹性，利益就会缺失，商品经济也随之瓦解。因此，海禁政策从当时看，是贸易与政治的一体化，并且紧密联系。

——摘编自杨国《海禁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全球化视角看明朝的海洋观》

材料一   

——据吴慧《从商税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等

材料二   下表为宋真宗天禧年间代表性年份的财政收支状况

——据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

书铺：透析宋朝司法纠纷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经济繁荣。但其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相应的法律纠纷。书铺正是在这种社会变化与需求中确立的角色，在基层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替民户书写状书。

材料一   词诉条目必经书铺，必守限日，诸厢收领，不许隔宿。

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状过二百字不受，一状诉两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

——《黄氏日抄》

材料二   宋末元初的邓文原在其文章中记载：郭公初到地方，有案件留系不能决，于是怀疑其中有冤情，“使索书铺元藁观之，知其入人之罪，宽者得雪”。

材料三   书铺代书是民间诉讼必须要经过的一道程序。根据史料记载，这种诉状有其统一的格式，格式如下：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张云梦《宋代书铺研究》

材料一   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有其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共同之处是认为海外贸易可以，缓解“国库之急”。其差异之处在以下几位人物的论述中有一定的体现。李觏指出：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币）货，不可不察。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追溯了前一年泉州商人为高丽雕造佛经载往彼国获利，后又栽高丽僧侣束宋境一案，并指出因高丽臣属辽国，使此案具有通敌之嫌。叶适对于泉州“每岁造舟通异城”，而地方官却体恤百姓，不趁机增加赋役的做法十分认可。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所以不可能像西欧的一些海洋型国家，如英国与荷兰一样，把海外贸易的观念上升到经济思想的高度。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4年就写了《海洋自由论》。英国人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分别写了他们的《贸易论》。这些人共同主张鼓励官、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增加国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格劳秀斯更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接受约束，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外利益。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材料一   中国是最早栽培柑橘类果树的国家之一。宋代，柑橘的产销扩大。南方出现了温州、苏州、荆州和福州等多个柑橘生产中心，有众多专门贩运柑橘的商人。开封的酒肆内有温柑、金橘等多个品种，临安有专门售卖柑橘的市场“柑子团”。士大夫喜爱歌咏“橙黄橘绿”，苏轼自称“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南宋韩彦直总结了柑橘栽培技术，撰成世界第一部柑橘专著《橘录》。该书将柑橘类果树分为3大类27种，分述植株、果实、食味和产地等，并介绍了栽培、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和入药等各项环节。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中国的甜橙传入欧洲，哥伦布将其带到美洲。在甜橙基础上培育出的脐橙成为美洲重要品种。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奥斯贝克在广州记录了当地柑橘品种，并把标本带回国。19世纪初，英国从广州引进宽皮柑橘。

中国良种的引进，使欧美柑橘从药用、装饰转向食用为主，并形成商品化消费。西班牙在18世纪末就出现了商业化柑橘种植园。20世纪初，美国植物学家施永格在中国发现了宜昌橙等耐寒柑橘品种，将其引入美洲，用于改良品种。

《橘录》在欧、美、日均有流传。1923年，《橘录》英文版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其撰写引言。世界柑橘业权威著作《柑橘产业》也多次引用《橘录》。

材料一   宋代私人藏书楼的命名很有讲究。如李天舆的“五经轩”、王天锋的“醉经堂”、海虞陈彦昭的“宝灵经堂”、薛俅的“三经堂”，“以藏儒、道、释氏之书”。藏书楼中，以“楼”、“堂”、“阁”、“庄”规模较大。如北宋豫章罗敬夫“万卷楼”、欧阳汇“万卷堂”、安阳韩氏“万籍堂”等等。再如北宋欧阳修命其藏书之处为“非非堂”，寄予了藏主希冀明辨是非，非一切所非之事，完成“已身之正”；蒲宗孟有藏书楼名为“迂堂”，是以“孟子迂而守道，屈原迂而守忠”作喻，取“迂而安贫守道”之义。

材料二   北宋曾有三次大兴官学之举：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南宋官学因政治混乱等原因逐渐呈衰落之势。书院、私学迅速发展，遍及府、州、郡、县。官学与私学的继续发展和扩充使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对书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乾德四年（966年）下诏“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官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此后的历代皇帝以此为榜样，延续至南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代芯《宋代私人藏书楼初探》

材料一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璧皮、碡（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二   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占大多数。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在各个外贸港口城市还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广州和泉州现在还有许多蕃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摘编自《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材料三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严海禁以防倭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申禁止“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之令，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泉州沿海商民受到严重打击。民间贸易断绝，外国商人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和明朝官方进行贸易。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外国商人冒充国家使者，打着“进贡”的旗号和明朝进行交易。

——摘编自马明玉《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